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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发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①。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1810 年；1826 年和1832 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1843年逝世为止”②。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18 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首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操纵在外商的手里。如“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货物）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拨者”③。其次，又明显表现在商欠（又称“夷欠”，即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的问题上。行商由于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资本，货币资本严重不足，被迫向外商大量借债（有的以赊购货物的方式欠下）。如“（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但如果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④。这些债款的年利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外商通过这样的高利盘剥，永居于债权人的地位，在经济上逐渐控制了行商。1779 年八家行商共欠下英商债（连复利）三百八十多万两（原欠一百零七万）⑤。1816 年，七家行商共欠外债一百零六万两。到了1820 年，十三行中的行商有半数倒闭，余下的六家有五家负有外债。这种借债按照清朝法律算是犯罪，“勾结外国，诈骗财物”，应予抄家充军。行商因此很怕外商公开债务状况或逼还欠款，往往不得不接受赔本生意，甚至让外商用自己的商号作掩护和充当外商代理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47。
② 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
③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10。
④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59。
⑤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44—45。
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白银十万两交给总商潘振成，由他代向两广总督行贿，因而使公行被撤销。1782 年公行虽然复设，但仅限于对进出口货征收行用。这样，行商制度就开始被打开缺口。嘉庆十四年（1809），会隆行商郑崇谦欠东印度公司四十五万余两、又欠美商、英国散商等五十二万九千余两白银的债务，无法营业，便向东印度公司借款，并答应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会隆行务必须由当过英商雇员的吴士琼代表英公司经营，直至欠款全部还清①。嘉庆十六年（1811），一向对东印度公司“勤恳忠诚”和靠出售东印公司货物起家的新行商谢嘉梧，接受了东印度公司为保持进口羽纱的垄断价格而委托的代理业务。他在该公司大班指挥下，按公司规定价格收取羽纱，除缴付捐税外，纯收入归东印度公司结帐，实际上是公司的经纪。这就“打破了百年来的传统办法”②，即改变洋货交易完毕，纳税、价格、利润皆与外商无关的惯例。外商控制了洋货销售的全过程。这时候，其他行商也与东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狈为奸”③，几乎都被东印度公司控制。这些行商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财富效劳，具有越来越浓厚的买办性。他们不执行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帮助外商走私漏税，贩卖禁品，走漏纹银出洋，甚至帮助外商走私鸦片。道光二年（1822）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疏中指出：“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①在那些与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而逐步变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鉴、伍绍荣父子表现最为典型。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首富。他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产赔累。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和美商船只的保商，与英美商人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认为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鉴串通其他行商，带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据道光元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向上奏告：“频年以来”，英美等国商人夹带鸦片来粤偷销，但“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鉴）系总商居首之人，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②。道光十三年（1833），伍绍荣为来泊广州的一艘英国皇家战船在总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总督极其有礼貌的照顾”。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32。
② 马士：《英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卷3。参见文钦：《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 辑，页323，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③ 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8。
①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14。
② 《粤海关志》卷18《禁令》，页17。
大比重，而且是该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
美国早期的侵华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结中发展起来的。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伍秉鉴专与旗昌洋行合作，通过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只，将茶叶运销世界各地。十三行被废止后，伍绍荣将其资本附股于旗昌洋行。当旗昌洋行在上海筹建轮船公司时，在五十万元资本总额中，伍氏竟占三十万。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为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行商资本已成为近代买办资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8月29 日），与英国侵略者签定屈辱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中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原十三行改称茶行，继续经营茶、丝等大宗贸易。至咸丰六年（1856），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船事件，再次进攻广州。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出城烧十三洋行，毁灭英、美、法商馆”。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寿终正寝了。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十三行每年进出口总值在十八世纪末期已达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八百万银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则约值四千万元。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以及沿海城镇的发展。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专为出口而生产的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种茶业十分兴盛。由于贸易的繁荣，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当时在广州有直接或间接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家近千户，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业如丝织业技术上达到很高水平，“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①”。广东的澄海“自展复以来”，各种货物“千艘万舶”，由此输送到各地。而“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这个不大的地方，竟也变成“高（商）牙错处，民物滋丰”的“海隅一大都会”①。这些都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但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十三行进口的纺织品，对中国的棉纺织业有一定的打击，而后期勾结外商走私鸦片，白银从流入变为流出，以及烟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难逃罪责的。
① 乾隆《广州府志》卷48，页21、22。
① 《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条》。
第五节物价谷物价格清代粮价的基本趋势是上涨的，大体上可划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和嘉庆、道光及其以后三个时期。据钱泳记述：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
钱泳反映的是江南苏、松一带的米价。每升七文，则每斤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规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价为五六百文，合银四至六钱，江西清江的谷价是顺康之际二三钱一石，雍正间四五钱，乾隆十年五六钱，乾隆末更涨。福建莆田谷价，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每石由二钱、三钱涨至六钱①，则米一石之价当在九钱至一两之谱。钱泳等的上述记载与其他许多有关江南米价的报导是一致的，李煦根据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报苏州、扬州一带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价，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钱至一两一钱，个别的高达一两三四钱②。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稻谷石价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当时银价是每两换钱八九百文，米石折银至少应在二两五左右③。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各地上米价是：江宁府每石二两一钱八至三两三，苏州府每石二两三钱五至二两八，松江府每石二两一钱五至二两九，常州府每石二两至二两六，镇江府每石二两一钱至二两八，淮安府每石二两六至四两二，扬州府每石二两三至二两九，徐州府每石二两七至三两七，太仓州每石二两八至二两九钱五，海州每石三两七钱七至四两五④。这是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报，米价属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贵价格。咸丰同治年间的上海米价也是每石二两四五钱至五两⑤。
湖南是鱼米之乡，四川是天府之国，其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但米价仍上涨一倍至三倍以上。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价每斗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斗至七百余文，道光六年，又涨至八九百文⑥。每石由雍正年间的二千文骤涨至道光时的八九千文。
① 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一·旧闻》。《清史稿》卷308《杨锡绂传》，卷324《蒋兆奎传》。陈鸿：《熙朝莆靖小纪》。
②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版。
③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页136。中华书局版。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江苏省嘉庆廿五年十二月份粮价清单。⑤ 江苏出版《吴煦档案选编》第7 辑。
⑥ 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谱·年岁记》，存涪陵市志办公室。
北方的麦价同样呈现成倍上涨之势。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东邹县、郓城的小麦市价分别为石一两二钱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两八钱一分。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县每石麦价分别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余文。而道光二年，曲阜大庄麦每石卖至十二吊①。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地小麦价是：济南每石一两七钱四至二两八钱五，泰安一两一钱至二两二钱，武定二两零六分至三两七，兖州一两八至二两五，曾州一两七至二两八，沂州一两二至一两九，东昌二两二钱七至三两一，青州一两二钱三至二两六，莱州一两三钱二至二两二，登州一两四至二两八，济宁二两二至三两五钱五。北直隶各府同年奏报的小麦石价是：顺天府一两五钱九至二两五，保定一两九钱二至四两，永平一两二钱五至二两三，宣化一两至二两三，河间一两七钱六至三两四，天津一两五钱六至三两，正定一两一钱四至三两六钱六，顺德一两七钱一至二两五钱五，广平一两七钱至二两三，大名一两七钱六至二两一，承德一两二至四两一钱九，遵化一两九钱三至二两三钱七，易州二两一钱九至三两七，冀州一两八至二两九钱九，赵州二两零六分至二两六钱五，深州一两七至二两一，定州二两二至三两②。与康熙时的麦价比，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