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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惟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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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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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
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萧长华、盖叫天。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成的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国开画展。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妈妈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岁的人，满院和人聊天。要说些秘密的私房话时全院子都听得见。魁梧，满面红光，大声“哈哈”地笑，她和我们是知己，喜欢梅溪和孩子，喜欢喝我们家的茶。
她身体是这么好。因为满院乱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过道里，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这还得了？尤其她是那么让人衷心喜欢的老太太。急忙地送进医院。当我们从街上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为再不会见到她。
一个多星期，门外李奶奶大叫：“黄先生！黄先生！黑蛮的爹！”我们真不能相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进了门：“黄先生！哈哈哈！没事。就是脸摔得难看，真不好意思见人，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找李可染不知什么事，中院没有，他客厅和画室都没有，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我往外便跑，只听见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
大家在一起说到那天的狼狈时，李老奶奶指着可染说：“他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
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他讲笑话的本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讲的笑话简练、隽永、含蓄。说的时候自己不笑，别人反应出大笑来时，他才跟着一起大笑。我在别的文章曾经引用的一则笑话，就是他说的：
“一个胆小鬼遇见蛇，大吃一惊；另一个朋友说：‘有什么好怕？它又不是青蛙！’”
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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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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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