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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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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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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
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连裤子都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当然受到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用断锯条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当然可以。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校门口有小敲小打的锣鼓。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恳的锣鼓声送走了。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只又一只，几十只羊集中在一个羊圈里，眼看着前一只同类被宰完，第二只自己就会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来……
被宰割已经成为天性的时候，反抗和逃亡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人啊！
李可染这个画家是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的。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对于眼前的中国画家，在他们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词往往太过奢侈，紊乱了欣赏价值。
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他画作的质量，二是他开展新局面的功绩。
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次的可能性得到证明，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位这样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体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那么融洽，那么顺手，令我们得窥千年来绘画中所谓“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实是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可染先生夫妇是我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他的第一个南方写生画展，登在《新观察》杂志上，我荣幸地写出第一篇评介他的艺术创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几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对我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况下，写一些往事作为纪念。
这是他生前几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会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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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苗子郁风家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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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假
定）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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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都要结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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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