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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
又是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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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俩招谁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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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苗子回来了，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在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
“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
（下半阕观点不对，解决的办法是吃、喝、玩、乐，没有出息。）
就王观词中算的细账，人的的确确只有宝贵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放……花了我们多少时间？那所剩就无几了！
所以你们两位的画展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挣扎出来的作品，是苦难的印记。
“安居乐业”四字可以冲口而出，但得来不易。你们今天能高高兴兴开画展，而我为你们的画展大着嗓门骂街；那婆娘如还在朝，我们敢吗？
让观众慢慢地去欣赏你们的作品；再从我这里认识你们的人品。即使我说得肤浅。
祝贺你们的画展成功！
1987年12月18日于北京南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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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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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
作者：黄永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7月
一代“鬼才”黄永玉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幼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出版过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大艺术家黄永玉眼中的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80岁的黄永玉老人在这本散文新作《比我老的老头》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
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一代“鬼才”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
黄永玉老人与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在漫长年代的相遇、相识、相知中，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逸事，一路娓娓道来，著者莞尔，读者会心。微笑之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是大师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对于这些文化大家，黄老下笔轻松而诙谐。没有粉饰，不见追捧，都是些小事情，被黄老写来却情趣盎然。比如他写钱钟书：“钟书先生活了88岁。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的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这些比黄老还老的老头们，其实不老。即便是寥寥的两三千字，却写出了足够的精神。
常常揣测，80高龄的黄老，在追述与比他更老的“老头”之间的往事时，是何心情？或许他只是想完成个人人生的一次照相？然而由于记述者与被记述者的身份，这本书却有了历史回顾般的别样重量。本身便是大艺术家的黄老，在观察与追述另外的艺术大师时，自是别具风仪，笔下从容，宛如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合上书卷，会看到黄永玉先生写在封底上的这段充满了诗意的感伤的话。于是，你也会为自己终于没有错过书中的这些老头儿感到由衷的幸运。
在采访中，本书责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