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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115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可能是怕过艰苦的战斗生活。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当时在他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周昆潜逃后，第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
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负责，行使参谋长的权责。以周昆的资历和能力他不当逃兵的话，肯定是开国将帅里的大将。
1938年2月间，八路军中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返回途中，不辞而别。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离队，在中共和八路军中，尚属首次。当时师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此消息报告师长林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师长，更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虽未象徐海东听说张绍东出逃而为之吐血，但这件事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常常一个人独自去散步，思考这个周昆为什么会出逃呢？
周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十师、第三师师长，闽赣军区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三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参加了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并且是中央军委23个委员之一。
在一一五师初过黄河的几仗中，周参谋长曾任也是战功卓著。太原沦陷后，一一五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可就在这时，谁知这位师参谋长周昆竟然会携款而逃呢？可是对于他的出走之因，史书上很难找到答案，那么他是怎么出走的？离开部队又到了那里？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
对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种说法。
其一，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费应该领至1940年底）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师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
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来自于王秉璋的回忆录）
其二，此说传来比较简单，周昆在参加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孔祥熙开给他一张3万元支票，他是带着这3万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10万元军费，周昆自己取了3万元，将剩余的7万元让警卫员带回师部，这一说与上基本相同，只是数字的差异。
这三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更合理呢？笔者分析应该是其一。
其理由是：
第一，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是每月50万元，这是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时定的，但由于延安的中央机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军总部要将这50万元军费，分一部分来供养延安，所以一一五师不可能分的太多，因为一一五师出师的人数最多，而且是作战的主力，但此时新设立了晋察冀军区，且344旅此时与一二九师在一起，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一个月给一一五师6万元的军费应该是合理的。
第二，当时师部没有参谋处长，王秉璋任师作战科长，周昆让警卫员将此款转给王也是合理的。第三，为何否定孔祥熙给的支票一说？此前周确定在武汉参加过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孔祥熙不可能给他3万元的支票，因为中央即使额外奖赏给一一五师3万元（假设），也会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而肯定不会直接给了一一五师的，这是一个制度。
那么周昆离开部队到那里去了？亦有四种说法。
其一，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找了一个村子住下来做买卖，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其二，传说周昆离开八路军之后去了瑞士，并成为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慈善家周昆将军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曾经化名回到大陆，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没人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周昆又积极的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其三，周和一个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了境外，结果在花光了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
其四，文革中他曾受罪，被红卫兵天天揪斗，死在红卫兵的手里了。其实这四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第一，他如果回到平江老家，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当地不会没有人认识他，那么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也会找到他，并利用此大肆宣传，再说他能活到解放后，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许多的政治运动，一定会被当地人挖出来批斗的，不会成为一个谜。
第二，作为一个军人，拿了军响去做慈善家，也不很合理，再说如果有人知道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经化名回到大陆，积极为人民做贡献，难道件事还能隐瞒了记者吗？
第三，说他带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境外，花光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这也会被爆光，一定不会没有任何痕迹留给媒体。
其四之说就理会谎谬了。。。。。。那么他究竟去了那里？真的无人知晓了。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第一种是见财起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见财起意，6万元钱都在他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全部带走，没有必要让警卫员送回去一半，自己只拐一半，有人说取3万留3万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个师一个月的军费全部没有了的话，八路军能不四处追杀吗？所以留3万是保全之策，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但凡要携款逃之，定是要冒风险的，他不会确信留下那3万元，八路军就不去查找他的下落。第二种是贪生怕死；周昆在红军时期作战非常勇敢，特别是在强渡湘江中其21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都挺过来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要比红军时期好的多，何况此时官至八路军的师参谋长，一般情况是不上最前线的，战死的可能已经很小了。他怎么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
第三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但仔细分析，也有许多疑点，因为他既没有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又没有投靠日本方面。以往一些人多是去别的队伍是寻找靠山，而他却没有
我分析周昆出走的原因是这样的。就在出事前不久，周昆曾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会议的间隙，他看到国民党友军的参谋长们饮酒作乐，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活极其糜烂。当时，周昆的心里并不是也想去追求那种生活，他曾经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一心想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奋斗，可在这样明显的对比下，他感到心理上极不平衡，同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为官，做人的差距怎就这么大呀？你们就能那样去挥霍，而作为八路军的参谋长，却每月只能领到3元钱的生活津贴。
共产党、八路军，整天叫着要抗日，要为广大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有点自欺欺人。想想看，连自己的生活状况都无法改变，难道还能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境况吗？我们一直在革命，难道革命说是只为自己吃苦吗？
散会后，他返回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汇报会议情况。在总部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当时，朱、彭、左等首长，立即指出他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我们还是红军的思想，红军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艰苦，是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果要与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去攀比，那我们就会失去民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拥护
可是，周昆认为那些话并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离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改善，还一直谈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是不现实的。可是今天他已经把这样的思想暴露出来了，上级会不会以为他的思想蜕变了？想想以往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感到前途渺茫了，也许为几句话，会将他半世的功劳冲淡。与其。。。。。。不如一走了之。
于是，他便在半路上，将刚刚领到的军费，取出3万元包好并写了几句话，将给警卫员，让他尽快交回师部，而自称自己还有事，等办完就会归队，就这样他带着3万元现钞，永远地离开了八路军，离开了革命队伍。
那么离开队伍之后，他究竟去了那里？史书已经无有任何记载。笔者分析：移民异地，隐姓埋名，忧郁而终。这就是他日后再无任何消息的原因所？？出国做慈善事业、文革受冲击等等，他都会再度扬名天下的。
附：
张绍东出逃
…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师第224、第223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团长。1938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344旅二打平型关后在晋东北连打九仗，后来在河北平山休整。 团参谋长兰国清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家伙，红7军出身，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张绍东虽然过去不懂，但很快被兰国清拉下水，两人经常在一起发牢骚。而张绍东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而且从中渔利，进而嫖娼，与一个地主的大女儿勾搭成奸。纸里包不住火，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这时，344旅奉命进入晋东南配合129师抗击敌9路围攻。徐海东和黄克诚率一梯队688、689团进入昔阳附近地区，二梯队687团驻皋落镇西的东治头。
25日晚，团长张绍东伙同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走出军营，在半路上，张绍东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胁迫他们一起叛逃。其中有些人说还是返回部队吧，这样走了不好，可张、兰对他们进行威胁，最后还是大部分人返回来了，只有张绍东、兰国清（当时可能写作蓝国卿）等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