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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 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 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 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 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 用英语说就是Laughing 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１、２、３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２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 matter这是事实， 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 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５２２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