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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木峒远在库湖的那边，因没有通公路，甚至没有通任何陆路，人们进出都得靠船。有些人把房子盖到湖这边来了，但责任田还在那边，插秧和割禾时节，还得划船进山去。我们半途碰到的一船人，就是这样的乡村上班族。
此时我们已掠过湖面一角，绕过一个青松茂密的无人小岛，进入了两条水峡中靠左边的一条。照建伢子介绍，这条水峡很长，在前面再绕两个弯，过一个三叉水道，我们就可以望见粟木峒了。
我已经感到两岸青山之间的天空越收越窄，岸边扑来的草腥气也越来越浓。岸边停靠着一只小船，散放着几捆杂柴，引起了建伢子的注意。
“杉坡的人好勤快呵，还有人打柴！”
听他的口气，好像大家眼下都不习惯打柴了。
“胜夫子——”他朝山上大喊了一声，当然是在呼叫小船的主人，“你没有偷树吧？——公安局的提着手铐子来了呵——”
我只听到一阵含含混混的回声，还有乌鸦叫，没听到什么应答。
“野老倌进了你的屋咧——”建伢子大笑。
山上还是没有什么回应。
但建伢子听到了：“你骂娘？我一片好心怕你坐班房——你堂客戴着金戒指，怕是不耐烦给你送牢饭呵——”
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次我依稀听到了回应，只是听不大清楚，也不知声音来自哪一片林子。
建伢子笑得前伏后仰，踩得小船摇摇晃晃。见我不大明白，他补上几句解释，说这个胜夫子家里负担重，有两个娃崽要读书，只好放老婆出去打工。老婆倒是赚回了钱，但也赚来了绿帽子，有一次坐着小轿车回来了，穿红戴绿，大包小包，高跟鞋哚哚哚，还带回一个光脑壳男人，是个什么老板。胜夫子接了那男人一对瓶酒和一双皮鞋，只得笑脸相迎。看那男人替他老婆挑指头里的刺，吹眼睛里的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赶快去后院抓鸡和杀鸡……这就是大家后来取笑他的原因。有人说：丈夫丈夫，起码要管一丈远吧，你如何一条门槛都没守住？
我第二年再来这里的时候，听人说胜夫子八字薄，被蛇咬了，死了，就葬在湖边上。我这才想起来了“胜夫子”这个似曾耳闻的名字。其实我从未见过他，只听到过水峡一侧山坡上模模糊糊的应答——那就是他吧？还看到过寂静岸边的两捆杂柴，一条小船（船头有新补的原色木板）——那也算是他吧？
一天傍晚，我下水游泳，看见远方水面上有一黑点。不知什么时候，我无意间回头时大吃一惊，发现刚才的黑点已经放大为船头，直楞楞地冲我而来。湖水基本上没有流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大风，一条无人的小船为何漂得这么快？不会是一条鱼雷快艇朝我发动突袭？
我游过去，翻上船，摇动双桨，把它划回原来的地方，锚在岸边一个路端。我现在已经认出了船头的原色木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胜夫子的船。
几天之后，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出现。我在游泳时又发现了它，一只无人的小船不知为何又脱了锚，再一次向我漂来。那一刻它完全像个活物，在呼吸，在眨眼，在蹑手蹑脚，不时摆动隐在水里的尾巴。
我懒得再理它，任它到处闲逛。片刻之后，我发现它游过了学校所在的那个半岛，在另一个半岛面前探头探脑片刻，然后缓缓地偏转，最后靠定了草岸，像回到了家。我顺着船头的方向望去：怪了，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几捆杂柴。
我不免吃了一惊。它是不是在寻找存有柴捆的湖岸？是不是觉得凡砍柴人都可能是它的主人？
我不能不进一步怀疑：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水波声中低语，在纷纷雨滴中喘息，在月光和闪烁萤虫下入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挣脱锚链而去，用鼻子使劲搜寻着打柴人的气息。
它眼下的新主人叫有福，也奇怪这条船老是脱锚。一气之下，他后来把小船一把火烧了，好歹收回了几斤铁钉。
57 一块钱一摇
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管大小是一个价；卖羊论只，大一点小一点不生计较。卖柴则论步：把柴禾码成大体上四四方方的垛子，然后以脚步丈量出一二三。至于脚步的长或短，柴垛的高或低，都是马马虎虎的。
牛马是比较昂贵的财产，计量不能太随意，因此买卖时需“拳牛比马”，以拳头或指头比量牛马的大小。但这是专业贩子的工夫，非一般人能胜任。
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个板粟园，问管园子的老人如何卖。老人想了想说：“十块一斤。”我吓了一跳：“你是卖金元宝呵？不就是板粟吗？”对方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最怕城里人巧舌如簧，决不让我有任何可乘之机，坚决一口清。铁定十块，一分不能少。
生意做不成。我走到另一处板粟园。那里也有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听说我要买板粟，他想了想说：“块钱一摇。”
我不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才问明白：他没有秤，也没有升，要我自己到园子里摇一摇树杆了事。交一元钱，摇一下，摇落的板粟都归我。
“摇”就是这样的量词。
我当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摇，专挑果实挂得多而且熟得透的树来摇，哗啦啦片刻之间板粟满地，足足装满了一提袋，算是心狠手辣。但主人没有挑剔我的动作，数着几张钞票，倒也很乐意。
我相信，要是我同他说热闹了，说出点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来了，说出点明朝清朝的老皇历来了，他很可能还要留下我吃饭，喝谷酒。五摇板粟白白地送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58 月下狂欢
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其实，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一般标准下的白领，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眼睛，颈椎，腰椎，心脏，植物神经等等，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
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今天种地，明天打鱼，后天赶马或者采茶，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锄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一种动作，一个关注点。从生理保健学来看，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转踏为跑，转跑为飞，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还变成了夜总会。
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我们在田头找点柴，烧把火，偷几棵葱，挖两块姜，找来油与盐，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要是在夜晚，朦胧月色下，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地纳凉，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使不乐的人也乐，不浪的人也浪，天体艺术令人陶醉。
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躲得远远的，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喊一声，咒两句，要你们自己去取。
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 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看见柴油机抽水，电动机抽水，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也许很好。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效率。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
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
59 农痴
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李嘉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确实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报剪资料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肮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功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络汗津津的头发搭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入席。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