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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63 瓜菜
电话和摩托车在乡村最适用，方便了大家联络，省了好多时间和脚力。其次是电视，虽然有些节目不一定让人们全看明白，但至少给夜晚添了些热闹。乡下利用率最低的现代器具要数冰箱，因为瓜菜都在地上，随吃随摘，用不着冷藏。大部分肉食多以腌制，熏制，晒制等方式保存，山民们在这方面的习惯不易改变。
收亲嫁女之时，照城里人时兴的规矩，一套电器必须齐备，其中冰箱还是断不能少。只是冰箱买来以后大多不通电，塞满衣服或农药，有时候甚至装上几袋谷种，算是个密封杂货柜。
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家的冰箱就比较特别，也承担着某种义务和责任。左邻右舍遇到一点鲜肉确需存储，以备客人或匠人的光临，就一碗碗端到我家来，塞入冰箱临时寄存。他们避免了大冰箱保管小物件的浪费，但使我家冰箱里的物权过于复杂。有一次我忘记了这一点，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吃掉了。
我家的冰箱公共化了，菜地也是半公共化。那天一个后生走进我家院门，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还厚颜无耻地说不错，说好甜，说好脆，简直是打上门来的强盗一个。其实，这也是我少见多怪。村民们在瓜菜方面的私权观念薄弱，莫说是摘一个瓜，就是摘一篮子瓜，只要别人的园子里有，也算是摘了白摘，不摘白不摘。
初春时节，菜地上有点青黄不接，我们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沿途遇到村民，尤其是那些农妇，都会领受她们笑眯眯的招呼：“有菜吃没有？”意思是问要不要在他们那里摘点什么。或许，他们会问得更具体一些：“有苋菜吃没有？”“黄瓜出来了没有？”“豆角下种了吗？”……这时候，如果你朝她们的园子里看一眼，对那里的形势表示赞美，或表示惊讶，那就更不用说了，她们随手找来一个塑料袋，往菜园里匆匆而去，接下来的形势不言自明。
农妇之间的事务主要是瓜菜外交。一丝微笑，两句称赞，还有日后路上的一声招呼，都相当于超级信用卡，足以偿付大堆瓜菜的馈赠，足以换来客气推让之间复杂而激烈的拉拉扯扯。正因为如此，医生吴胖子最不愿意种菜，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种菜，有一次见我往地上挑粪，眼睛瞪成了两个铜钱：“吃这样大的亏呵？你们家里是住了一个排，还是住了一个连？”
“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你的菜地，都荒了！”
“荒了好呵，退耕还林，绿化祖国。乡政府就要奖给我镜框子。”
“你钱多可以买菜吃。我们穷鬼不种吃什么？”
“买什么买？我才懒得买哩。”他得意地吹嘘，“等天一黑，我提着篮子往门外一走，这峒里的菜不都是我的？”
“人家用手电筒一照，会有你吴胖子的好看。”
“那能怪我么？我碰到了岔路鬼，走错了菜园子。要怪只能怪岔路鬼，能怪我么？”
这种懒汉理论和强盗宣言居然未受到批判，在场的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侵夺路边邻家的豆角，有人还当场指导：“胖子，你摘这边的，这边的嫩一些。”
不过，吴胖子的强盗式共产主义眼看着快完蛋了。镇上的一些贩子开始进山收瓜菜。接着，随着有些富裕户开始买菜吃，一些路边小店里便出现了有价瓜菜，虽然买主不多，但已引起村民们悄悄议论。有一天，我妻子看到路边某农户的空心菜肥美无比，不觉心动，想贪点小便宜，凑上前去一个劲看菜园，见对方没什么反应，又一个劲夸菜园，尤其是夸赞空心菜长得逗人爱。不料一套老经验不管用，主妇不大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对她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眼睛眨巴眨巴，径自修理水桶去了。
妻子追在她屁股头微笑和诱导，对方仍是启而不发，虽然给了她一把椅子，但一片菜叶也没给她。
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
64 非法法也
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冒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