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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启超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口才极佳，绕梁三日，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不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但割肾后，便血仍时发。在略为好转时，仍然教课。1926年，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三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似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遂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病发作，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56岁。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深学独造兼及文史哲诸方面皆广博精深的大家硕儒古往今来实是罕见。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这期间，陈寅恪在上海省亲，并于1928年7月17日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体专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后与陈寅恪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陈寅恪在上海婚后不到一个月，因开学在即，先行回京。当时新婚不久，而政局变易，再加上王国维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国之思：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①
陈寅恪回到清华后，王国维和梁启超都已经先后入葬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实为国学院之魂，特别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27年春节刚过，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讲师李济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内进行，只有陈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寅恪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这段期间，研究院中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者函复请教的各种问题，事无巨细，都由陈寅恪处理。陈寅恪原拟定增聘章炳麟、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学校虽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罗振玉也不愿就，而陈垣则自谦不足以继王、梁二师，只有马衡应聘。因为后继无人，学生人数也骤然减少，1927年、1928年录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随着梁启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陈寅恪以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虽殚精竭虑，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结束了一个极有风格而有希望的国学人才培养所。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结果。一如前文已经引及的，时隔四十年后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对此仍无限怀念：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节，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赵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之情。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的话语，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回。
流芳百世
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却绽放了无比耀眼的光芒。在这四年中，它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古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陈侃如、刘盼遂、徐中舒、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芬圃、姜亮夫、蒋天枢等，为国学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辈出？
首先，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决定了其特别之处。“国学”一词，原本是对“西学”而言，是对“西学”的抗争和对“中学”的显耀，而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谈到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为适应全国上下的文化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想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人才，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继承、发展、弘扬我国
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越是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越不能丢弃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国学应在国内，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通过中西兼容，精深研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创造出中华新文化。
在关于“西学”与“中学”的讨论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吴宓都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自我剖析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即是说近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也作过如下阐述：“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绝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即提出过“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①纵观所述，可见他们的主张，是与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泥古守旧，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来逐渐形成的“清华学派”，即萌发于此。
其次，清华国学研究院，坚持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就是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使之融为一体。根据《章程》的规定，其教学方法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所谓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自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位教授从业。所谓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有点近似今天的学位论文；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之所近，从想要从业教授的指导范围内自由选定自己的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选定研究题目后，可随便向导师请业问难。《章程》规定“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严格按照《章程》执教。”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包括书、礼、诗），《小学》（包括训话、古文字、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和东西交通史。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音乐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
梁启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所说的“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于1920年创行的一种自由教育制度，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