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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汉学的新发展。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唐筼也为有这样一个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而兴奋，并积极准备与陈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开始一种理想的安静团聚的生活。但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只有再次告别妻儿，返回云南，继续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战争局势更加紧张，赴英意愿一再难偿。为了解决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陈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请，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他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对于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计划不断被打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唐筼都在身边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陈寅恪。后来香港沦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劝诱，对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而言，这些只会让他怒发冲冠，“正气吞狂贼”。于是，陈寅恪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唯有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唐筼和陈寅恪告别了港居尽管艰难但也些许稳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难的历程。历尽万辛，在1942年6月末抵达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但是稳定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的8月，由于战火逼近湖南，他们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难的历程。唐筼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贵阳时候，病情加重，找到药品，慢慢调理了一个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时陈寅恪也得病，费尽波折，终于在1943年12月底，抵达成都，不久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路的艰辛，使得陈寅恪的目疾在逃难的路上，不断地加重，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执教的时候，他的视力在不断下降，但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书育人的本分，在追求为学的路上，坚定地走着。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入住存仁医院，陈寅恪住院期间，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然而温婉的唐筼还是力劝丈夫远去，并撰诗“扶病送行休叹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唐筼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离家远行。
这个时候的唐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唐筼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祷他能遇上蓍婆那样的神医手到病除。不过，从句中的“叹息”中，我们也可探知其背后的辛酸，因为陈寅恪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一首讲：“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抗战以来，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携手走了过来，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们惊叹于陈寅恪学问精深博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边，无言且无私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唐筼深怀敬意，因为，我们确实从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绰约临风、温婉清丽之中感受到一种凡花难比的深沉而又别样的人格魅力。唐筼的一片苦心，陈寅恪是了然于胸的。有学者指出，在一首咏梅花和水仙的诗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两人平实却恬适的生活：“岭南先返玉梅魂，盛赏今推蜡萼尊，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从这里可深切感知，若没有玉质冰姿、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黄昏风雨中的梅花再坚强，也难堪寂寞，甚至无法支撑下去。幸好，紧握着妻子那本来娇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双手，陈寅恪与她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
忠诚之心
陈寅恪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史家学识，儒生思想，诗人气质。①
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这一个阶段，他的目疾由轻加重，中间赴英治疗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强敌侵略轰炸，国无宁日，处此乱世陈寅恪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发幽忧郁抑之情，时事在诗中的反映也颇多，人们颇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楼”（1940），“九鼎铭词争颂德”（1942）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字字句句都浓缩进陈寅恪苦闷与无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对陈寅恪威逼利诱，他都严厉拒绝，“正气吞狂贼”。同时，他携带全家匆匆离开了香港，历尽艰辛，到达广西桂林，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先生回到祖国，与国家共存亡，与人民共甘苦，“故邱归死不夷犹”。正首丘之义乃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亦即民族气节的最高境界，斯时斯地进行正体现了陈寅恪的高尚民族气节。
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