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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纲领性要求，事实上已经给陈寅恪的未来岁月定下了毫无悬念不容置疑的“悲惨”标签，在这样一张弥天大网的笼罩下，陈寅恪又焉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机会，何况本来就有很多人对政府特殊照顾的政策委屈和不平衡得不行。政治气候的转换下，恩宠和礼遇一下子变成了人们指责反动学术权威的铁辫子，你辩都没的辩，藏也没处藏。机敏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在当下的情势下再接受过去延续下来的照顾简直是自陷泥潭，引火烧身，所以他果断地决定主动放弃种种照顾，7月30日由唐筼代笔寅恪给时任中大卫生保健室主任的梁绮诚写了封信，提出自“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就明白，有人开始从免费吃药上对陈寅恪发起进攻了。机敏的陈寅恪马上决定所有用药全部自费，免得麻烦。
可是，陈寅恪的“辫子”实在太多了，更何况那本来就是一个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派性杀人的年代，只要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自然是没一样好，到处都是毛病。借用陈寅恪学生季羡林的话，“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北大如此，中大亦然。有关陈寅恪的大字报开始满天飞舞。给梁绮诚写信的一周以后，唐筼又给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封长信，陈寅恪也加盖了自己的印章。这是存世的陈寅恪书信的最后一封，而且也已几乎是可见的陈寅恪的最后文字了（诗作最晚为1966年4月，对联除了后面将要提到的一首挽联外，基本上也在1966年2月份节止了），兼之所及内容较多，所以说对于陈寅恪夫妇进入“文革”以后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该信实系极可宝贵的一手材料。信上说：
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同志：我的爱人陈寅恪因为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所以我代他写此信，面交声明下列各点，请加注意是幸。
一、他因骨折长期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
湿疹症，经由中山二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琼（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二、一九六三一月中由人事科长张春波送来三百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不收，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捐助陈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察鉴。
三、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间。海关税自当偿还（以前不知）。
四、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品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此致
敬礼！
唐筼敬启（唐筼印章）（陈寅恪印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从信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猜到“文革”开始后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了。广大革命群众显然对他“腐化”的生活极端不满，凭什么你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群众都要好呢？你凭什么吃进口药，凭什么喝农场送的鲜奶？革命群众显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罪恶”事实继续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延续下去。说起来这一点还很有几丝深意，值得推敲一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一者，为什么革命群众首先看到的是医疗保健和吃食？二者，为什么只是医疗保健和吃食？
就前一个问题来看，我们说，这里面一方面可能，或者说应该确实有革命热情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嫉妒心理在作怪，人们对陈寅恪优越生活的指责大约相当程度上都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凭心而论，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相比，陈寅恪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地让人艳羡的。那些得不到这种生活待遇的人们，革命群众，对此当然看不顺眼，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而你个老病教授却过得如此滋润呢？怎么能让“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革命群众还逍遥和舒适呢？这绝对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课题和任务。后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陈寅恪被批判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革命群众对其优越的生活资源垂涎欲滴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家裕于人，众必掠之！
第二个问题的逻辑在于，广大革命群众真正能从知识上起码是学理上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大概找不出一半个，就是真能找出一半个可以跟陈寅恪正面讨论学术的，估计能屈陈寅恪之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玄之又玄的，所以群众们聪明地决定先从容易发现和找到问题的生活上下手，反正你陈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摆在那，糊几勺浆糊、贴数张白纸你也逃不开、躲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大革命群众抓住生活问题开刀反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陈寅恪学术难于撼动的高拔丰瞻与敦实厚重，为我们认识其学术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参照。尽管，这种参照显得那样地滑稽和凄楚。
当然，此时的陈寅恪基本上已经无心于学术创作了，黄萱也被人赶走了，他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进继续前进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黄萱能够独立找材料，随意念古籍，对陈寅恪的帮助很大。在十余年的著述期间，黄萱一直为陈寅恪找书、念书、选择材料。经常是上午念书给陈寅恪听，下午由陈寅恪沉思综合。然后，通过陈寅恪的讲述，黄萱记录成文。而今赶走了黄萱，事实上也就等于终止了陈寅恪的写作，终止了他数十年的学术航程。
关键是，红卫兵不仅赶走黄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维护陈寅恪身体的三名公派护士。陈寅恪自从腿伤后，行动不便，再加上双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红卫兵却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蛮横地赶走了护士。此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费请了一位原本轮班替代的护士。当时流求远在四川，后入西康干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干校。因为看护人手不够，重担自然地压到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唐筼身上。唐筼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护士被赶走更加重了她身体状况的恶化。
“文革”愈演愈烈，风声愈紧，唐筼命人将外门紧闭，但红卫兵却不曾罢手，从阳台爬入，开了大门，蜂拥而入，大字报贴到了门上，墙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筼对来家中探望的黄萱说，人还没死，就已经开吊了。陈寅恪的心脏病开始恶化。
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又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唐筼从11月起，连续代陈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结果仍不够，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红卫兵命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关系。其实，陶铸是自动或者是受
周恩来总理之命来照顾陈寅恪的，并不是有何亲何故。照顾的原因也不过是对一位著名学者的爱护和尊重。当时陶铸就对质问的人说：“你若有陈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陈寅恪书面交代中，也一再说陶铸是以中南局首长的身份来探视的，并无私交。但红卫兵并不满意陈寅恪的交代，显然他们不仅要对付陈寅恪，也在清算陶铸。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11月16日在京召开）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就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很快，陶铸被打倒。这位从中南局书记到副总理任上一直都对陈寅恪关爱有加的老革命，在陈寅恪被群众审问来审问去，不断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里，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风给吹倒了。当然这应该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击，但问题在于陶铸确是被打倒了，以后还有谁会从政治的系统内向孱弱的老病陈寅恪伸出温暖的大手呢？
出身名门的唐筼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写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无谓的是非，可那个时代里，如此的祈愿实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而已。纠缠没完没了，本来就心脏不好的唐筼，身体越来越糟糕。
1967年初，唐筼继续代陈寅恪作“交代”后，于4月2日替他写了三点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义正词严的话语显示了陈寅恪对不断重复着的个人情况拷问的不厌其烦。可是在疯狂的年代里，“从未”、“并无”、“从来不”这些干脆利索的用词，并不能就干脆利索地让无聊的纠缠止息，让无边的噩梦结束。在“文革”时，住房稍宽的人家会遭到别人强行迁入，陈寅恪住的东南区1号楼上也没能幸免。1967年春，一个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来，不管外面怎么乱糟，家里面还是自己的，在东南区一号的小小天地里，两位老人还是自己的国王。然而，外人迁入合住的无奈事实，让这一方仅有的自由空间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时仅有的一锥净土（姑望称之）或者就只剩两位老人的寝室了。生活来了残酷，确实是叫人不寒而栗。两年前的陈寅恪还能快乐地为下雨自由地欢歌，而今，生活竟将他衰老的生命逼进了东南区一号的一个小小角落。
问题是，这种进逼还只是一个开始。
最让陈寅恪的身体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这幢楼被造反派所占，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岁月里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如上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年陈寅恪在中大的情况还是提供了某种参考。
进入1967年，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革命群众开始更加频繁地拷问陈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铸的“黑关系”。当然，某些拷问之外的行动可能更有实质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后美延给蒋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学生来抄家，将母亲打了，后来我们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时间才好转，没看医生。（那时医生也和我们作对）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目的是在于经济，并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