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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肯定的，他说：“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做一个鲜明的对照。”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7页，台北联经，1981年版。为证实这一点，他具体辨析了第三十一回晴雯和宝玉一起洗澡的情节，指出作者用的是险笔，故弄狡狯，后来宝玉探晴，已由灯姑娘从旁作证，使晴雯在读者面前保持清白。还有绣春囊一事，余英时说这自然是司棋与潘又安所失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说明被鸳鸯惊散，两人并未成双，仍未混淆情与淫的界限。宋淇论大观园，侧重于园子内部的兴衰，余英时对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更为注意。他写道：
作者处处要告诉我们，《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要我们不要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在肮脏的里面出来的，而且，如果全书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来，我们一定还会知道，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的地方去的。“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整个大观园的归宿。妙玉不是大观园中最有洁癖的人吗？曹雪芹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是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毁这个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不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即采取一种确定的方向的。当这种动态关系发展到它的尽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也就升进到最高点了。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0页至第5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这在对《红楼梦》悲剧意义的理解方面，比宋淇又进了一步。而且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洞悉我国学术考据传统的得失利弊，为了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点，率尔出位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探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这使我们格外看重这篇文章。其他许多论著大都是依据自己的或从别人借用来的美学观念，来批评《红楼梦》，余英时则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概括出两个世界的理论的。
1971年9月出版的台湾《幼狮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专辑该刊此期刊载的文章计有：（一）徐小玲的《从宝玉的觉悟看红楼梦的出世精神》；（二）吕正惠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三）黄美序的《红楼梦的世界性神话》；（四）黄挽华的《宗法社会的畸形面——谈探春母女的冲突》； （五）康来新的《一双感情事件的对比——龄官与贾蔷》；（六）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七）陈秀芳的《曹氏笔下受屈辱的女性》；（八）吴宏一的《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九）严曼丽的《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十）柯庆明的《论红楼梦的喜剧意义》； （十一）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十二）严冬阳的《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问题》；（十三）南海的《一部“人像画廊”作品的再评价——访王文兴先生谈红楼梦》；（十四）高阳的《红楼梦新探质疑》。除最后一篇，其余大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论文。，有的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谈艺术结构的安排，有的分析书中的矛盾冲突，有的探讨作者的创作思想，各有所得，足以启发《红楼梦》爱好者的思考。其中尤以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写得文情并茂，饶有韵致，剖析的是一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全书别有赏会。而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把贾珍、贾琏、贾容、贾瑞、薛蟠、邢大舅、李贵、周瑞、林之孝、赖大、来旺、焦大、鲍二、茗烟、兴儿、喜儿、寿儿、周瑞家的、李嬷嬷、刘老老、芳官的干妈、春燕的姨妈和姑妈、赵姨娘、马道婆、王善保家的、晴雯的嫂子、来旺妇、多姑娘、王一贴、张道士、葫芦庙的小僧、傻大姐等，作为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物类型，透视作者如何描写他们，探讨这些角色在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性格和语言的特征，立论的角度颇别致，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文章结尾处总结说：“这些人物的故事，不论是哪一张脸谱，大部分只有开始，没有发展和结束。有些支离破碎，仿佛布幕一拉开就在那里了，连开始也不明显。他们或许间接表达一些主题，或许不但和主题无关，还被宝玉指明为讨厌的老货，但有一样重要的是他们共同表现了人生的多面。或许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又能发现《红楼梦》的新价值。”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第3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又按：笔者当年介绍台湾《幼狮月刊》所刊红学论文，重点评述了康来新、童元方两位作者的文章。不意康、童两位后来与我先后相识，且成为好友，倒与我的评述无关。只不过赏析趣味异地而同罢了。世之因缘，大都如此。2005年5月补记。是的，可以肯定地说，对这方面的人物类型加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特点和优势，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1）
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经历了曲折，但进入八十年代，又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由于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研究者从以往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突破了长期辗转相传的批评模式，自由探讨《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很快就有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从 1978年至1987年，国内各出版社出版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著，约有三十六种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王国维以来有七十年历史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的总和。为增加读者的实感，下面仅就闻见所及，列一简要书目，以说明近十年小说批评派红学发展的盛况：
一九七八年
《漫说红楼》（张毕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红楼梦概说》（蒋和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年
《论凤姐》（王朝闻），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说梦录》（舒芜），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中明），漓江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三联书店；
《贾府书声》（张毕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十讲》（邢治平），中州书画社；
一九八四年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苏鸿昌），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徐扶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扎拉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红楼梦艺术探》（王昌定），浙江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广西人民出版社；
《谈红楼梦》（张毕来），知识出版社；
《红楼梦谈艺录》（陈诏），宁夏人民出版社；
《钗黛合一新论》（吴晓南），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王志武），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朱眉叔），辽宁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技巧论》（傅憎享），春风文艺出版社；
《红楼采珠》（薛瑞生），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新评》（白盾），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艺境探奇》（姜耕玉），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的修辞艺术》（林兴仁），福建教育出版社；
《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红楼梦俗语概说和汇释》（林兴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石头记交响曲》（胡风），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红楼梦新探》（曾扬华），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新析》（吴颖），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管探》（杜景华），中州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周书文），江西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开卷录》（吕启祥），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以上三十六种论著，除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系增订修改过的再版书，其余都是首次印行，出版社有二十家，而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还不包括侧重考证的红学论著中也不乏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文章，以及许多尚未搜集成书的单篇论文。台湾、香港及国外学者近年出版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也有一定数量，如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和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一书，“纯以小说写作的观念”来评析《红楼梦》的价值，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可作为突出的代表。两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和国内历届年会，立足于小说批评的论文都占绝大多数。正如余英时先生总结1980年陌地生会议时所说：“我们这次会议一共宣读了几十篇论文，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畴，绝大多数都是从文学、哲学、宗教、心理各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的。”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如果说在红学史上，索隐派和考证派曾经各领风骚，尤其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那么，1978年至1987年这十年，则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的天下。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考证派红学发生材料危机，一时难以有新的突破，而索隐派早已后力不接，两者均达至式微和终结的境地；另一方面，因为文学批评不断借鉴和吸收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使小说批评派红学拓宽了视野，可以建立批评的多种方法和多种途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在摆脱了泛政治化的影响之后，依然显示出威力，许多研究者从此一角度出发，写出了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著。过去绝少涉及的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现在不仅有一大批专文，而且有了专书。人们在寻求一种真正贴近《红楼梦》的批评语言，来科学地诠释曹雪芹和《红楼梦》。蒋和森在《红楼梦论稿》新版后记中承认，撰写《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常常苦于找不到最合适的语言，他感到“那些通过生气淋漓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含义，好像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形式才能表达，那就是《红楼梦》本身”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感受是许多红学研究者所共有的，体验到这种苦恼，意味着对《红楼梦》的理解将趋于客观和准确，而可以与机械的评判或概念化的套语相绝缘。
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写于1962年杨绛的文章载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亦可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卷，第727至第735页。，当时像这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因此发表后带给读者的是阵阵清新。现在这方面的文章日渐增多，无论是主题学研究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不乏力作。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237至第25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系统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写出了富于说服力的文章。
可以确信，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