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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1）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自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楼梦》研究者绝大多数对这一结论都是肯定的，所以考证派红学才有可能发展为曹学。只有一些索隐派学者怀抱异见，认为曹雪芹最多不过是一个增删改定者，他之前当另有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人是原作者。台湾的潘重规先生以及《红楼梦原理》的作者杜世杰，即持此说；但由于立论孤弱，加之反对者甚众，没有集中展开讨论。1979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如颗颗巨石投入“红湖”，在红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由此拉开战幕。
戴不凡的文章刊载于《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长四万余字，主要论点是，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一手创纂”或“创始意义”的作者，他是在“石兄”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总之，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
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旧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改写成《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
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不是新说，不仅索隐派学者做如是观，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也不否认《红楼梦》之前曾有《风月宝鉴》之书。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脂批的明文，都肯定《风月宝鉴》的作者也是曹雪芹，只有戴不凡主张这部“旧稿”出自另外的“石兄”之手。
“石兄”是谁？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第二篇文章《石兄和曹雪芹》戴不凡：《石兄和曹雪芹——“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第二篇》，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里，做了回答：是曹寅胞弟曹荃的第二子竹村。当然他的回答带有自我存疑性质，所以文章中每作“石兄（？竹村）”的语式，措词也多有“极可能”、“应有个”、“可能是”、“不排斥”、“有迹象表明”、“可以设想”、“估计”等字样；但论证起来仍颇自信，认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可以想见，这种立论方法势必在红学界引起争议。而为了证明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所列举的“内证”和“外证”，也给诘难者做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隙。所以戴文发表之后，《北方论丛》、《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艺研究》等刊物，相继刊载张锦池、吴世昌、王孟白、张碧波、邹进先、陈熙中、侯忠义、周绍良、邓遂夫、蔡义江、扎拉嘎、宋谋、薛瑞生、梅节等写的商榷文章近三十篇，使这次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很快达到高潮。
戴不凡所说的“外证”，主要是脂批，或如他所说，是“可资怀疑的许多脂批”。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回末朱笔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戴不凡说这是畸笏于乾隆壬午（1762年）年加的批，上溯三十年为雍正壬子（1732年），按雪芹生于康熙乙未（1715年）推算，壬子他才十七岁，怎么可能创作自称写“半生潦倒之罪”的小说呢？还有，雪芹在壬午年明明活着，畸笏怎么会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呢？显然戴不凡对这条脂批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如他的加在引文上的着重号所标示的，理解成《红楼梦》这部书作于乾隆壬午的“三十年前”了。蔡义江、张锦池、宋谋、邓遂夫等都不同意这种解释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279页至第281页、第156页至第159页、第334页至第335页、第257页至258页，《北方论丛》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此批是畸笏由贾府“五弊”联想到他们旧家的破败之由，意思是说：“三十年前，为什么没有遇见这样的作书人呢？”如和另一条“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的批语相对照，意思更加明确，根本与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无关。
戴不凡援引作为“外证”的另外一些脂批，也大都遭致红学界的异议。特别甲戌本第一回贾雨村中秋诗旁的脂批：“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可以说这是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铁证。但戴不凡对此批语做了如下校补：
余谓雪芹撰此书中〔当漏：诗词〕亦为传诗之意。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2）
这条脂批中，“为”字可能是错字，吴恩裕疑为草书“有”字之误，不无道理；还有的句读成“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亦可成一说。惟独戴文的校补，绝难成立。蔡义江在《脂评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中写道：“戴文对这几条脂评的校改，虽然不能成立，看来也出于不得已。否则，甲戌本上白纸红字写着‘雪芹撰此书’，仅此五字，就足以将他数万字的考证一笔勾销。”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277页。
戴不凡列举的一系列“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倒流”及“‘大宝玉’和‘小宝玉’”，也在《红楼梦》研究者中间引起强烈争议。许多红学家指出，戴不凡列举的书中的未尽统一和矛盾之处，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只是觉得仍属于文学创作当中的正常现象，不好以此作为理由证明《红楼梦》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尤其不能证明曹雪芹只是别人一部书稿的改写者。吴世昌说：“《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这本来是我在一篇论及人物对话的文中指出来的……但如果要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方言这一事实，来证明此书为二人所著，则是不科学的。”吴世昌：《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109页。戴不凡举出二十例吴语词汇和六个苏州话的谐音字，用以说明《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够得上是洋洋大观”；而吴世昌先生一口气例举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举的，约有近百条吴语词汇。但吴世昌说：“就《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字，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写。”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113至第114页。我们知道，吴世昌也是主张《红楼梦》不出自一人之手，认为其前身《风月宝鉴》另有作者，雪芹在此基础上“加工增删”成书，这与戴不凡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而且立说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认为戴不凡的例证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熙中、侯忠义则对戴文所举二十例吴语词汇细加辨析，发现其中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们说“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不‘道地”陈熙中、侯忠义：《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参见《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224至第239页，原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
地点问题、时序问题、宝玉年龄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即矛盾和不统一之处确实多有，但是否如戴文所说，形成了“时序倒流”，书中竟有一个“大宝玉”和“小宝玉”，人们的看法甚歧异。笔者在《秦可卿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一文中，曾反复核对《红楼梦》原文，追寻书中提供的各种时间线索，证明戴不凡对宝玉的年龄推断有误。我在文中归结说：“戴不凡同志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把‘时序倒流’和宝玉年龄问题作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两大‘内证’。我们通过上面的勾稽爬梳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时间、节令、气候基本上是前后贯通、回次相继的，虽有一些颠倒矛盾之处，但不影响叙事的总体时间性，不能得出 ‘时序倒流’的结论，更不能说‘这位伟大作家连时间观念也没有’。贾宝玉的年龄，前后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大宝玉和小宝玉’。”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2至第311页，或《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311页至第320页。
张碧波和邹进先对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说法，反驳最力张碧波、邹进先：《红楼梦旧稿为石兄所作说驳议》，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戴说主要依据曹寅的《思仲轩诗》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为芽，可食。其木美阴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兴，盖有望于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尔。”曹寅《楝亭诗钞》中提到的竹村有两个，另一个是王竹村，姓与名连写，以与这一个竹村不相混淆。张、邹指出，《思仲轩诗》里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实是李煦，因为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记载，李煦任苏州织造时，“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盈，杂村虚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体，所以在伤悼亡弟曹荃的诗中“托物比兴”，把昆仲情谊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戴文引为旁证的朱彝尊的《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张、邹考证出系通过鲍照和李陵来比照曹寅，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有“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的诗句，和《思仲轩诗》的“有望于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之处。他们写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说法，‘竹村’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调’称颂曹寅《思仲轩诗》，就是以抒写朋友之谊的李诗比拟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诗，那就是不伦不类的颂扬了。这对一代著名诗人学者的朱彝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对曹寅的《思仲轩诗》的诠释而言，戴不凡过于深文周纳，远不如张、邹的解释更为妥帖。所谓“石兄”就是过继给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证据实在弱不能支。这说明戴不凡的立论，矛盾和疏漏以及错讹，是很多的，难怪文章一出来，即引起一场红学论争。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做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75至第416页。，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共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