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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冈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似乎来了一股讨论《红楼梦》的小热潮。我个人认为这是可喜的现象，真理是愈辩愈明。不过我也觉得在讨论时有几点应该注意之处。”于是提出了四点：一是千万避免使用侮骂的词句；二是学术讨论没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属于程度性的问题，如《红楼梦》的性质怎样，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四是不要只限于讨论现有材料，应设法发掘新材料。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则追溯《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对许多红学家不喜欢反面证据委婉地加以批评，提倡“自讼”式的辩难，要求“以当下之我攻当下之我”，认为“这样的笔墨官司才不会退化成官司，这样的辩难才算做抬学术杠”。
赵冈和周策纵的文章都发表在《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是在《明报月刊》上进行的，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陈炳良的批评时陈炳良的《近年的红学述评》一文，载香港《中华月报》1974年1月号。，才又旧案重提，说徐复观的文章“并未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并说：“‘王文’教训我研究态度要诚实，引用材料要正确，他却沾沾自喜地告诉我说：‘据吴恩裕的《考稗小记》，敦诚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丑时，程伟元刊行《红楼梦》时，敦诚已经死掉约十个月了。’我查吴著，敦诚是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时，不知王文根据何种秘本。像这种‘信口开河’的写作，辩论实在是一种浪费。”潘重规：《近年的红学述评商榷》，载《中华月报》1974年3月号。毋宁说，这也是一种回答吧。何况，当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红学六十年》一书时，他把徐复观的两篇文章以及汪立颖、蒋凤和赵冈、周策纵的文章都附录在书后潘重规：《红学六十年》第158页至228页，台北文吏哲出版社1974年9月初版。，自然也是一种论争的办法。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赵冈与余英时讨论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六十年代下半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香港的红学气氛非常浓厚，因此红学论争迭有发生。1973年秋天，以治中国思想史闻名的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题作了讲演，然后撰写成《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论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明报月刊》和《幼狮月刊》曾分别予以转载香港《明报月刊》于1976年6月号转载《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台北的《幼狮月刊》于1976年出版的第四十二卷第四期转载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的文章刊出之后，赵冈在《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上发表商榷文章，题目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针对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论，赵冈首先提出书中真假两个部分的主从关系是问题的关键。他称余英时批评的自传说为旧理论，认为旧理论判定书中真的部分是主，假的部分是从；所谓真的部分，是指曹雪芹在著书时曾大量取材于自己家庭的真实历史，假的部分是指书中的虚构部分。而余英时的新理论，则认为假是主，真是从，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研究方法与途径的差异”。因此赵冈说对曹雪芹家事的考证，其实是“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意义正不可低估，不同意余英时所说的“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他说：“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在《红楼梦》研究上，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曹雪芹的创作动机和全书主旨。他究竟是要描写盛衰之变呢，还是要描写理想世界呢？然后我们才能判断研究方式的得失。”他称旧理论为“盛衰论”，称余英时的新理论为“理想世界论”。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赵冈从书中情节和结构着眼，提出如按余英时对全书主旨的看法，则无须有抄家的情节，因为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的幻灭，只要写少女们或短命或出嫁就可以收到预期效果；但作者写了抄家，说明“盛衰论”的基本假设与全书结构完全一致，而在“理想世界论”看来，抄家的情节未免有蛇足之嫌。还有，脂批中有“血泪”两字的考语，赵冈说这只有在把自己家族的史实小说化的情况下才配得上，而且写来感触万千，才需要十年的辛苦工作。否则，如果主要描写一个虚构的、幻想的世界，应该用不了十年的长时间进行创作，也许如琼瑶那样的速度，一年就可以写一部。赵冈认为余英时的新理论破绽不少，希望将来能够弥补起来，并在文章末尾写道：“雪芹深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心理作用，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雪芹预设的圈套呢？在孰真孰假、孰主孰从尚无法十分肯定的阶段中，研究雪芹的身世背景尚有其功用。”
余英时回答赵冈的文章，连载于1977年2月至5月号《明报月刊》，题目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文长近四万字，对两个世界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申说。
赵冈提出的真假主从问题，余英时没有回避，而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论述，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以真假主从而论，曹雪芹所经历过的现实世界和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恰好是颠倒的。现实世界的‘真’在艺术世界中都转化为‘假’；而现实世界的眼光中所谓的‘假’（虚构）在艺术世界中则是最真实的。这正是赵冈兄所引‘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语的主要涵义。《红楼梦》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引起了我们的历史考证的强烈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相当必要的。但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绝不是为了要保存他的家世盛衰的一段实录。曹家的盛衰只是给《红楼梦》的故事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架构，文学的乌托邦往往需要一个历史的背景以为寄身之所。”
可以看出，余英时和赵冈所依据的红学观念，在取向上是不同的。所以余英时力驳赵冈的“还原”的说法，认为这根本行不通，“剔骨肉，还父母”的结果，只能流为穿凿附会。他说：“红学考证经过了无数学者的五六十年的长期努力，差不多已经翻遍了故宫档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所谓‘还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几分之几呢？”针对赵冈的“面粉”与“空气”的比喻，余英时写道：
赵冈兄用了“面粉”和“空气”两个比喻，这颇使我不安。把艺术创造的构想轻蔑地斥之为空气，至少是不十分恰当的。从我的“两个世界论”的观点说，我并没有否认面包里面包含着面粉。我只是要强调，面包和面粉之间决不能划等号；而更重要地，我们要研究曹雪芹所制造的，究竟是哪一种面包，或者竟不是面包而是馒头或其他食品？就面包中含有面粉这一点言，我并不觉得我必须和赵冈兄或其他红学考证家处在敌对的地位。但赵冈兄似乎坚持一点，即任何人如果不接受《红楼梦》是“写曹家真实事迹”的前提，就同时必须全面否认《红楼梦》中“含有曹家真实事迹”的论断。抱歉得很，这个弯子我的脑筋无论如何也转不过来。
对赵冈提出的抄家的情节和大观园理想世界的幻灭的关系问题，以及情榜的排名次问题，余英时都一一做了回答，并有比前文更深入的阐发。因此这是一次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讨论，不像有的红学论争那样，学者的意气高于所探讨的问题。赵冈在文章中一开始就声明，他是站在为朋友效忠的反对者的立场，来检讨对方的观点和理论；余英时亦表示感谢赵冈一再诚恳指教的好意，观点虽各不相让，却不失学者风度，使论争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唐德刚与夏志清的红楼风波（1）
红学论争在海外达到高潮，是1986年发生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美国《中报》在同年10月的一篇特稿中，对这次论争曾加以报导，并贯以《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的醒目标题。其中写道：“数月以来，海外华人学术界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红楼’论战，由于交火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两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此事很引起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兴趣。”美国《中报》1986年10月20日特稿：《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
论争是由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一文引起的，这是1986年他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刊载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文章继续发挥他在《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中阐述的观点，在论诸钗脚的基础上，对书中人物的服饰特别是贾宝玉的装束，做了具体分析，说明文化冲突不限于满、汉两族，亦有古今时限之区别。由此引出运用“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的必要，强调戏曲、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供需律”，这一点中外皆然，否则如“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总之，唐德刚认为，我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得到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听的小说”向“看的小说”转变，也是南宋以还城镇步入都市化之所致，而《红楼梦》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一部巨著，“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
由于唐德刚对《红楼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给予这样的评价，必然不满意任何对中国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的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又说：
志清并更进而申之，认为“除非我们把它（按指中国白话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断……一切非西洋传统的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立论亦较当年浮薄少年，更为精湛，其言亦甚辩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亦可向“看的小说”方向发展，如《红楼》者， 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学批评界之崛起，正值大陆上由“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厉风行之时，结果“极左”成风，人头滚滚；海外受激成变，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资、崇洋而极右。乘此海风而治极右“时文”，适足与大陆上极左之教条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极分化”之局。
在此两极分化之阶段，夏氏昆仲（济安、志清），以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讲学海外，桃李满门；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属上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兄经弟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