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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到好处地赋予他的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以完美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使之既不违背艺术真实的要求，又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理想。
诗剧的女主人公沙恭达罗是作家理想中女性的典型。迦梨陀娑成功地运用诗的比兴手法，来刻画这个理想化的善良而美丽的古代印度妇女的典型形象。她有如野林中的花朵，具有天生的丽质，她自己爱野林中的花木就象爱她的姊妹一样。剧作家将人物安排在秀丽和谐、繁花似锦的自然怀抱之中，环境与性格融为一体，以环境的秀丽，烘托出她的秀色天成。在她身上不仅洋溢着一种魅人的青春之美，而且有着一种娴静、质朴的内心生活。她的性格非常鲜明，跟史诗《罗摩衍那》中贤妻良母型的悉多一样善良而美丽，但那种束缚悉多的近似“三从四德”的封建意识，在沙恭达罗身上比较少见。她的性格以温柔和顺为主，然而在柔顺之中也不乏刚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自然中森林道院里的苦行者，沙恭达罗却大胆地追求人间的幸福，她一见到豆扇陀后，便对他怀着一种由衷的好感，尽管明知这是净修林里的清规所不允许的。她在国王面前含羞作态，而又毕竟用干闼婆方式结了婚。当她遭到丈夫的遗弃时，她对豆扇陀发出的谴责也是合情合理、颇有分寸的，并不失矜持和庄重。
剧中国王豆扇陀的形象，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现实生活中的国王，他之追求沙恭达罗，“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第一幕）。而且跟《优哩婆湿》中国王补卢罗婆娑一样，豆扇陀在钟情于沙恭达罗时，意识中也不无玩弄女性的成分，他把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美容、美德，看作是供自己享受的对象。一旦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就将她遗弃，这是一般国王的行径，不足为怪。在这些地方，剧作家侧重地运用写实手法，揭露了统治者荒淫无道的面目。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理想，寄托到国王豆扇陀身上，写他始终对沙恭达罗一往情深，而把国王对沙恭达罗的遗弃处理成受了大仙人达罗婆娑诅咒的结果，引起诅咒的原因则是由于沙恭达罗自己过分沉溺于爱情，因而得罪了这位大仙人。这样，迦梨陀娑终于使剧中人物和读者相信，国王对沙恭达罗的爱情始终是忠贞不渝、可以信赖的，他的行动也是真实感人的。迦梨陀娑在第五、六两幕中表现了豆扇陀失去和恢复记忆前后对待沙恭达罗的态度。失去记忆的国王，仍为沙恭达罗的美貌所倾倒，但他无愧于心，庄重自持，举止得体；恢复记忆后，他的追悔和自我谴责之情，又如“毒箭穿心”，表达了他对沙恭达罗深沉、真挚的感情。这样，就从这个侧面寄托了作家的理想。顺便指出，由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仙人诅咒应验这个关节，使它成了这种恋爱婚变一般以悲剧收场，变为以喜剧终结的转折点，从而紧扣了表现纯贞爱情这一主题，使全剧融会在浪漫抒情的艺术氛围之中。仙人诅咒应验是否可信，当以作品的神话传说成分和浪漫主义特色来看待，何况古代印度人是相信有仙人诅咒的。
从剧本对沙恭达罗和豆扇陀内心情绪和举止行为的生动描绘中，不难看出，迦梨陀娑并非在为现实生活中的帝王后妃立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纯贞爱情和美满婚姻，既是作家的理想所寄，又代表了当时普通印度人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剧本对健康、理想和美好愿望的大胆肯定，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
再则，作品所写的是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的、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这种干闼婆式的婚姻，无论在奴隶社会抑或在封建社会，都是被根本否定的。作家所歌颂的男女主人公的自主婚姻，正是突破当时社会常规的叛逆行为。剧本生动形象而又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沙恭达罗在事件进程中，在冲破当时婚姻制度的羁绊时所经历的内心矛盾和斗争。事实上，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沙恭达罗终不免受到社会势力的阻挠，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剧中大仙人达罗婆娑正是这种社会势力的象征。剧本歌颂这种自由结合的婚姻，赞美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恶势力的憎恨，也正符合当时广大普通印度人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积极的思想倾向，是难能可贵的。
如前所述，剧中豆扇陀的形象有其复杂性，由于作者的理想所寄，他被处理成“情种”的形象，从而写了他一些好品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相形之下，他的所作所为，又远不如沙恭达罗的纯朴和完美，这因为他毕竟身为国王，脱不净他那所属阶级的劣根性的印记，尤其是他对沙恭达罗的一度遗弃，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终归透露出当时社会妇女的无权地位。因此，从对豆扇陀行为的这一个侧面的描述中，亦可窥见作品的批判意义。
《沙恭达罗》的语言充满了诗意，构成一部优美的抒情诗剧。特别是第四幕沙恭达罗别离净修林的场面，充满了离情别绪，烘托了沙恭达罗的内在性格特点。
在戏剧结构方面，诗剧各幕之间，衔接自然，波平浪起，引人入胜。第一幕，沙恭达罗始终未与豆扇陀交谈，却用一种所谓“心理推进法”，通过人物之间在心理上的互相揣摩，展示各自的内心世界，从而把剧情推向前进。第二和第六两幕，沙恭达罗不曾出场，观众不仅不会感到沉闷，而且从国王对沙恭达罗一往情深的追求或怀恋中，更使我们步步加深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关注。
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富于戏剧性，形象生动，切合人物身分，又饱含哲理性，也是诗剧的特色之一。如写国王的侍从自感已经衰老，就在人物的自白中加进了一条“杖”作为他虚度了几十年光阴的见证：“我执着这条杖保卫国王的后宫。我心里想，这只是形式上的制度。许许多多的时光已经消逝过去了。我行路蹒跚，它却成了我的支柱”。通过这段独白，这位侍从飘零的身世，悽怆的内心，就落到了实处，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迦梨陀娑作品中高超的艺术技巧，至今仍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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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中古亚非文学
中古时期是指亚非地区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时期。
亚非各国进入封建社会有早有迟。中国远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或者更早一些）就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初步形成了封建国家。亚非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地区的多数国家，也大约在公元二、三世纪至九、十世纪之间先后进入封建社会。亚非许多国家封建社会的产生并不算迟，有些国家还要早于西欧，而且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但是，一般说来亚非各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状态，因此，封建制度的持续时间较长，结束时间要比西欧晚得多。
亚非地区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国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缓慢，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同时并存，农民不但受地主盘剥，还要直接向国家缴纳贡税，经济生活极为贫困，政治地位极其低下，如此等等，构成了多数国家封建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重要特点。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野蛮的政治压迫，使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手工业、商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致使生产力长期停留在一定的水平。除此之外，异民族频繁的、大规模的入侵，作为阻碍和破坏亚非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外因，也对不少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这个时期亚非主要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野蛮的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奋起反抗。五、六世纪之交爆发的波斯马资达克农民起义，八、九世纪中亚各族人民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多次起义等，都是举世闻名的。亚非国家的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战斗顽强等特点，并且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正是这种农民的斗争和农民的起义，不断地推动着各国历史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亚非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扬了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题材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化方面，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的鲜明生动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可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亚非文学出现一个新的高峰，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光辉灿烂的，尤其在它的早期和中期，更是居于当时世界文学的前列，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古亚非文学是由文人文学（包括宫廷文学）、民间文学和早期市民文学等几个部分组成的。随着亚非各国进入封建社会和封建王朝的建立，文人作家不得不依靠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封建统治者，其中不少人不得不生活在最高统治机构——宫廷的周围，成为统治者和宫廷的附庸。这种处境影响了他们的意识，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写出了大量向统治者歌功颂德式的作品。然而，那些杰出的作家大都能突破宫廷的局限，比较深入地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罪恶，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大众的疾苦和愿望；他们的创作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与此同时，民间文学创作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民歌、民谣、民间寓言、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说唱、民间戏剧等等作品大量涌现。这些民间创作不仅比文人创作更直接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理想，充满了变幻无穷的想象，而且对文人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波斯的菲尔多西、萨迪，印度的杜尔西达斯以及越南的阮攸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民间文学的痕迹。除了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之外，中古后期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兴盛，表现商人和手工业者生活和思想的市民文学，也在亚非一些国家相继萌发，逐渐形成一种新兴的文学。这种早期市民文学在中古文学中别具一格，并为近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日本江户文学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中古亚非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许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兴旺。中古亚非文学产生的地域大大扩展了。在古代业已取得光辉成就的印度文学，这时继续向前发展，并且在亚非文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又有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伊朗、阿拉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兴民族和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中古亚非文学的成就，依靠了许多民族的共同努力。
其次是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密切了亚非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历史悠久的中国、印度等国文学，影响了它们的邻国。中国文学影响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几个国家不少作家和诗人精通汉语，对中国文学造诣颇深，能够写作汉文、汉诗。印度文学影响了东南亚各国。印度史诗和佛本生故事在这些国家广泛传诵，而且成为当地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西亚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也在这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布，影响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以及阿拉伯、伊朗文学也接受了邻近地区各民族文学的影响。
再次是多种文学形式繁荣起来。在所有文学体裁之中，诗歌最为发达。波斯等国创造了优秀的民族史诗；抒情诗和叙事诗在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很多国家蓬勃兴起。戏剧以印度的成就最为突出。阿拉伯的故事驰名世界。日本的长篇小说是世界最早的。此外，散文在许多国家也得到发展。
最后是宗教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宗教是中古封建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对于巩固封建统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许多国家广为传布。印度教不但在印度，在印度尼西亚等地也曾占统治地位。法律、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往往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反对宗教的学说也披上宗教的外衣，反对封建统治者的人民运动也打起宗教的旗帜。宗教给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带来许多消极因素。有些作品完全变成了传教布道的工具。其他不少作品也程度不同地带上宗教色彩，表现为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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