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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