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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树枝长得旺，
椰子跌落棚屋旁。
宁愿耐心求稳当，
性急日后要懊丧。
姑娘蘸墨作书简，
箱中缝针头儿断。
只因你我相爱怜，
悲欢苦乐都心甘。
板顿诗取材广泛，以表达爱情者居多，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人民喜闻乐见的最基本的诗歌形式。它对印度尼西亚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受古印度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这主要出现在各地封建王朝兴起之后。印度尼西亚何时开始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仍是史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一般认为，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些地区就已进入奴隶社会，到七、八世纪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则已出现象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那样强大的封建王朝。在已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地区，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我国高僧法显在414年到达爪哇时就提到了“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注：《法显传》。）。七世纪末，我国义净和尚访问室利佛逝时描写当地的情况是“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学读，乃与中国无殊。沙门轨仗，悉皆无别”（注：《海南寄归内法传》。）。可见，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在印度尼西亚已占统治地位，甚至到了今日，巴厘岛上的印度教仍然十分盛行。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受印度梵文文学的直接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甚至于人物情节基本上都取自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其他著名的梵文文学作品。尤其是爪哇古典文学，可以说是从移植印度两大史诗开始的，后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需要进行仿效和再创作，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爪哇民族特色的文学。
印度梵文文学何时传入，目前无可查考，但在举世闻名的婆罗浮屠大佛塔（建于九世纪夏连特拉王朝时期）的廊壁上已有大量的佛本生经故事的浮雕；在另一个著名的罗罗？章格朗陵庙的浮雕中也可看到许多《罗摩衍那》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在大佛塔和陵庙修建以前佛本生经故事和史诗故事就已流行于世。有人认为，在九世纪就已经有了用古爪哇文改写成散文的《罗摩衍那》，但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写本是十世纪末爪哇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授命宫廷作家用卡威文（一种用梵文字母拼写的古爪哇文）译述《摩诃婆罗多》的九个篇章。
十世纪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统治时期，东爪哇成了文化中心，宫廷文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使文学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爪哇宫廷作家在译述印度梵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模仿梵文诗的形式和格律创造出一种用卡威文写的梵体诗——“格卡温”。他们借用印度史诗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用隐喻或暗示的手法为自己的帝王歌功颂德。最著名的格卡温诗是写于十一世纪初的《阿周那的姻缘》。这是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的神话故事，叙述英雄阿周那在修行的时候应众神的要求回去消灭侵扰天廷的罗刹，恢复了天廷的安宁。作者恩蒲？甘哇以英雄阿周那暗喻国王爱尔朗卡，歌颂他统一复国的丰功伟绩。据说这是爪哇宫廷作家自己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也被人誉为格卡温诗的典范。
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即柬义里王朝和新诃沙里王朝时期，是格卡温诗的鼎盛时期，作家辈出，作品繁茂。著名的作品有恩蒲？达尔玛札于1115到1130年之间写的《斯玛拉达哈那》（爱神的焚烧）。这部格卡温诗取材于印度《鸠摩罗出世》的故事，但内容多有不同，是为歌颂国王卡默斯哇拉而作的。恩蒲？塞达和恩蒲？巴努鲁合写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也是被誉为格卡温诗中的杰作。这部取材于《摩诃婆罗多》般度族与俱卢族大战的故事，据说也是为了借花献佛，歌颂柬义里国王查雅巴雅在王室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此外，著名的作品还有恩蒲？丹阿贡的《卢莆达卡》和《威烈达珊扎雅》（鸿雁使），前者是为歌颂庚？阿洛王而写的；后者是一部有关格卡温诗体的创作理论和技巧方面的论述。
至十四世纪麻喏巴歇王朝时期，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已逐渐衰减，这时期的作品已不再单纯取材于印度史诗故事，而改为直接取材于本国的历史事件；人物也不再是印度的神话人物，而是本国的帝王将相，也就是说爪哇的民族色彩更为浓厚。宫廷作家恩蒲？帕拉班札写于1365年的《纳加拉克达卡玛》（国家兴盛史）就是以描写本国帝王哈奄乌禄和名宰相卡查？玛达的文治武功为内容的。作者对王室的系谱、王朝的兴旺、社稷的繁荣、宗教的传布等记述颇详；与另一部名著《巴拉拉敦》同被视为最有史料价值的作品。以印度教神话为内容的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爪哇化，例如《丹杜？邦克拉朗》这部有名的散文作品，把湿婆说成是创造第一对爪哇男女的大神，而把爪哇的第一位君王说成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爪哇化也表现在诗歌形式上，长期流行的格卡温诗体这时也逐渐为更具有爪哇民歌情调的“吉冬”诗体所取代。吉冬诗大都以本国的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为内容，有些吉冬诗如著名的《巽达雅那》、《达玛尔？乌兰》等已摆脱印度文学的传统影响，更直接地反映爪哇人民的爱憎感情。此外，一种叫班基故事的爪哇民间传奇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大行于世，表明本土文学的日益发展。班基故事完全是爪哇故事，描写戎牙路王子伊努和达哈公主赞德拉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两人本已订下婚约，可是遭到邪恶王妃的破坏，赞德拉被迫女扮男装出走，伊努为寻回未婚妻走遍天涯，历经艰辛，最后终于战胜邪恶，两人结成美满的婚姻。班基故事有许多传本，情节各有出入，但主题和主人公大同小异。班基故事不仅在爪哇脍炙人口，还流传到马来亚、泰国、柬埔寨和缅甸一带（那里称之为伊瑙故事），对那些国家的文学也有不小的影响。麻喏巴歇王朝时期还兴起一种叫“哇扬”的皮影戏，这种具有爪哇特色的民族戏曲把许多古典名著和民间传奇故事改编为传统剧目，深受人民的喜爱。爪哇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所以能广泛流传至今是与哇扬戏的普及分不开的。
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随着伊斯兰教于十三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逐步取代了几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在沿海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得到传播，在那里先后出现了几个伊斯兰王朝，十四世纪末崛起的马六甲王朝便是信奉伊斯兰教较早的最大的马来族王朝，故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古典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广。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马来古典文学也受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象《伟大的般度族传》、《罗摩的故事》、《五卷书》等早已流行，但现存的传本大都属后来从爪哇古典文学中转译过来的。
伊斯兰文学的最初传入是与传教活动分不开的，伊斯兰传教士和商人最初把有关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在爪哇叫默纳故事）如《穆罕默德传》、《阿密尔？哈姆扎传》等介绍过来。后来，阿拉伯和波斯的神话故事和传奇小说也深受欢迎。在伊斯兰文学的影响下，马来古典文学中开始出现两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是传奇小说，叫“希卡雅特”；一种是长篇叙事诗，叫“沙依尔”。这两种体裁后来成为马来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此外，专为消闲解闷的讲唱文学在民间也风行起来，许多有名的民间故事，如《马林？德曼传》、《穷人传》等，都是通过讲唱文学流传下来的。
在早期马来古典文学作品中，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最高的首推《马来由史话》。这部写于1615年的名著共分三十四章，全面地叙述马来王朝的兴盛经过，炫耀和颂扬马来王朝过去显赫的历史，但它并非一部真正的史书。作者为了美化帝王，把各种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宗教故事等都拿来作为马来王朝的史实根据，因此书中所述不足为凭，有的甚至很荒诞。但作者敦？斯里？拉囊曾是柔佛马来王朝的宰相，熟悉宫廷生活，了解朝政大事，他对宫廷的情况和统治阶级的内幕所作的描述颇为详实；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马来社会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文化很有参考价值。《马来由史话》的语言文字也被认为是马来古典文学中的典范，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早期的传奇小说以写帝王传记为主，记述马来王族的世系和立国的经过，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依据，不足信。最早的作品是《巴赛列王传》，写于十五世纪中叶。后来的王朝也纷纷仿效，写了不少帝王传记，如《亚齐王列传》、《布吉斯王谱》等，对国王进行百般美化。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传奇小说在马来古典文学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传奇小说后来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往往把神话和历史结合起来，带有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的性质，浪漫主义色彩甚浓。不少传奇小说是从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移植过来的，有的则从爪哇班基故事中汲取题材。在传奇小说中，最有马来民族特色的和最脍炙人口的当推《杭？杜亚传》（详见本章第二节），它代表马来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
马来古典诗歌中，长叙事诗体“沙依尔”一直十分流行。它是由许多节诗组成的，每节四行，长可达数千行，每行的末音节押韵，格律与板顿诗相似。长叙事诗的内容除叙述民间故事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的神话故事外，也有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著名的叙事诗有《庚？丹布罕》，取材于班基故事；《贝达沙丽》和《耶丁？纳斯达巴》，都是有关宫廷王族的故事；《猫头鹰之歌》，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描述一对不同出身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等级制进行鞭挞和控诉；而《希姆布》则以历史上著名的“红溪事件”（注：1740年雅加达（昔称吧达维亚）市内的华人举行抗暴武装起义，遭到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万余华人惨遭屠杀，血流成河，染红了红溪之水，故称“红溪事件”。）为题材，描述华人和当地人民并肩抗荷的斗争经过。这些诗的作者都不详，可能是由民间口头创作提炼出来的。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逐步沦为荷兰的殖民地，马来亚也成了英国的属地。马克思说：“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页。）。荷兰殖民主义者不仅肆无忌惮地掠夺印度尼西亚的物质财富，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民族文化，使印度尼西亚文学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马六甲王朝覆灭后，马来古典文学的中心转移到亚齐地区。十七世纪初，亚齐王朝的苏丹伊斯坎达？穆达爱好文学，在他周围聚集不少著名的文人。他曾叫他们仿波斯的某些作品写有关伦理道德以及宗教文化等内容广泛的讽喻诗。著名的作品有布哈利写的《众王冠》（1603），努鲁丁写的《御苑》（1638）等，但这已是夕阳余辉了。在西方殖民侵略的摧残下，马来古典文学每况愈下，走向尾声。
十八世纪末爪哇马达兰王朝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吞食下，被迫把王宫迁到梭罗地区（昔称苏拉卡达）。在巴固？布沃诺三世统治时期，爪哇古典文学有过一度复兴，他命约索迪布洛父子用新爪哇语重新改写过去的古典名著，同时也撰写不少有关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史称这以后的爪哇古典文学为新爪哇语文学。不少作品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如约索迪布洛第二写的《怒言》敢针砭时弊；而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1802…1873）更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者，在他的名著《忧虑岁月》、《至理名言》中，批判的锋芒更加显露，悲愤抑郁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开创的爪哇新散文体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新爪哇语文学时期，伊斯兰文化对爪哇文学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但古印度文化的传统影响，特别是通过爪哇民族传统的“哇扬”皮影戏的传播，仍根深蒂固。
到十九世纪，马来古典文学还出现最后一位著名作家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1797…1854）。阿卜杜拉是阿拉伯也门人的后裔，在马六甲长大，父亲是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