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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
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
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
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
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
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
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
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
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
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
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
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
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
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
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
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
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
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
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
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
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
学的“自然结果”。
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
者也。。。”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
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
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
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
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
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
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
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
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
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
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
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
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
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
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
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
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
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
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
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
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
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
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
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
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
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
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
“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
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
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
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桥建于元”，若就桥初
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
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
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
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
桥，则：
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
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
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
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
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
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
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
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
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
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
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
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
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
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
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
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
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
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
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
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另营清华园。又如“圆明园内之小有
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陵春色，乐先生的话，出处不
详，恐怕尚待考罢。这不过是一两个例而已。
中国历代建筑遗物，以祠庙寺观为最多；古代建筑之精华，多赖寺观得
以保存下来。在这调查工作刚刚开始，遗物实例极端稀少的时候，在一部《中
国建筑史》中，现在已经学者们测绘研究过有限的几处辽宋金元遗物，每处
至少也值得一页半页的篇幅；庙寺观全节，至少也须享受数十页，乃至更多
的记述，才算对得住我们手造这些杰作的先哲。而此书之对庙寺观，只是寥
寥数语，不满两页，将古代实物十分之九，如此轻轻撇开，还讲什么中国建
筑史！
第三编则为“关于建筑之文”三篇，分论中国建筑之美，仿古，及保存
三问题。关于建筑的哲学，犹其他抽象问题，辩论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美”
和“仿古”两问题上，有几句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合在一起讨论。
建筑之三要素：合用，坚固，美观，已是现代建筑界所公认。三者之中，
美的问题，最难下定论。不过合用而且坚固，我们可以说是一座美好的建筑
所必须有的先决条件。要创造新的中国建筑，若不从实用和坚固上下手，而
徒事于“轮廓，装饰，色彩”的摹仿——盲从，则中国建筑的前途，岂堪设
想！
“北平旧建筑保存意见书”是第三篇中最后一文。文中提议将北平古建
筑若干部分拆毁。建设新都市，诚然有时不能不牺牲多少的古物。但是都市
设计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乐先生竟说“皆宜撤
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
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
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
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
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
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
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
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
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总而言之，此书的著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
文，而名之曰“建筑史”。假若其书名为“某某建筑笔记”，或“某某建筑
论文集”，则无论他说什么，也与任何人无关。但是正在这东西许多学者，
如伊东，关野，鲍希曼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时候，国内
多少新起的建筑师正在建造“国式”建筑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这样一部东西，
至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所
以不能不说这一篇话。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原载
1934年
3月
3日《大公报》第十二版，《文艺副刊》第六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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