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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纪荷兰北部的城市化》（Medemblik and Monnickendam：Aspects of Medieval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Holland），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公元13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过就是一个渔村而已。之后，城市的居民扩充了运河系统，以此来有条不紊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能力。随城市的发展，它一点点加强了城市周边的安全，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用砖建设房屋以防火灾，并采取了措施改善城市卫生。莫里斯：前引书，第164页；西蒙·格恩维德（Simon Groenveld）：《为了穷人的利益：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救济》（For Benefit of the Poor：Society Assistance in Amsterdam），选自彼得·范·凯塞尔、伊利斯亚·舒特（Peter van Kessel and Elisja Schulte ）主编《罗马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欧洲两个正在增长的城市》（Rome&Amsterdam：Two Growing Cit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荷兰的其他商业中心如莱顿和鹿特丹也采取步骤提高它们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依仗1800只海船组成的巨大的海上舰队，荷兰城市的企业家们将触角伸向了其他地方。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们常常在低买高卖的关键商战中，击败竞争对手。
到17世纪早期，荷兰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4～185页；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壮大和衰落》（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13～115页。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让人感觉新鲜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城市，并没有太多显眼的英雄雕塑和宽敞的城市大道，教堂、宫殿以及遍布的小巷、繁忙的码头、整洁舒适的住宅区却十分普遍。为赢得独立，阿姆斯特丹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寻求军事冒险，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他们仅仅是想摆脱一切干扰，进行贸易。沙玛：前引书，第15、253、294、311页。
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教义也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加尔文教牧师删去了旧天主教教义中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反对资本企业的偏见。相反，荷兰人把物质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对他们认可的证明。17 世纪荷兰十分流行的史籍中这样写到：“阿姆斯特丹是在上帝的一手提携之下，才走到繁荣和伟大的顶峰。”沙玛：前引书，第44～46、300页。
就像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的开罗和15世纪的威尼斯一样，阿姆斯特丹商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城市广大的多元化的人口。该城市宣称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其中包括天主教、胡格诺教、犹太教、路德教和门诺教等宗教机构，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荷兰归正教会。处在官方认可之外的宗教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评价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0页。
商业活力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儿子罗德里戈·曼里克抱怨说：“如果为了免遭邪教徒、谬误和犹太教的嫌疑，就不能拥有任何文化。”卡门：前引书，第116～117页。而荷兰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
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起初，荷兰的贸易严重地依靠葡萄酒、木材、蔗糖和化学制品等商品。然而到了17世纪，荷兰使用了创新技术，更加果断地转向了“高利润贸易”——染料、釉料、陶瓷、尼龙、精制家具和织锦等商品。荷兰的企业家同样出口工程服务、工业技术和专门知识到范围更广的欧洲国家，甚至遥远的墨西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5～188页；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117页。
荷兰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17世纪的荷兰的艺术家常常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如织锦的设计者、剪毛师、金银匠等人的后代。这些艺术家常常得到当地商人和制造业精英们的支持。艺术不仅成为赢得荣誉的渠道，也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伦勃朗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名气。伊斯雷尔：前引书，第350～351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3）
伦敦
文化的民主化在欧洲其他城市清晰可见。技术的进步使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书籍。到16世纪30年代，甚至是法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买得起一本《新约全书》。传统的障碍消除了。如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这样的犹太人和妇女当时可以参与到知识与文化的对话当中。法国作家路易丝·拉贝勉励妇女们说：“知识给予我们的荣誉属于大家，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偷走……或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黑尔：前引书，第274～276页。
*这种新的精神在伦敦最为突出。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变成了包括从戏剧到激烈的科学与技术辩论等一切展示新事物的精彩的舞台。长期以来被禁锢而且使人心生恐惧的知识，此时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黑尔：前引书，第78～79、137页；AR迈耶斯（ARMeyers）：《中世纪末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伦敦，佩利肯出版社，1951，第211页。
不久，伦敦在学术成就和商业活力两个方面都开始超越阿姆斯特丹。到17世纪后期，荷兰人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那股勇猛无畏和坚韧精神。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常常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荷兰的精英们主要对短期的商业利益感兴趣，1636～1637年对郁金香的狂热就是一个缩影，而他们缺乏决心捍卫在海外拥有的至关重要的领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对待羽翼未丰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态度。一位早期的探险家认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定居点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可以接纳世界的商业”。这个面积不大的殖民地被河流和海湾包围，向大海敞开，居民人数不到1000人，是荷兰企业扩张的无与伦比的好机会。
但由于它受到周围英国殖民地的包围，有被入侵的危险，荷兰的商业界害怕投入用于防卫的资金而退却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坚守苏里南，它四面环海，易守难攻，而且岛上的蔗糖等 “商品”十分丰富。1664年，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将新尼德兰拱手让给英国人，后者很快将这个城市更名为纽约。亨利、巴巴拉·范·德齐（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Zee）：《美好而不同的地方：荷兰控制下的纽约》（A Sweet and Alien Land：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纽约，韦金出版社，1978，第2～3页；《新阿姆斯特丹：贸易邮递的边疆》（New Amsterdam；Ftontier Trading Post）；尼古拉斯·范·瓦森纳（Nicholas van Wassenaer）：“口述史学”（Historisch Verhael），选自肯尼思·T杰克逊、戴维·S邓巴《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Empire City：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在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之后不到10年，伦敦就已经做好了充当世界资本主义首都角色的准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精英的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135～139页；范·德齐夫妇：前引书，第492～494页；埃德温G伯罗斯、迈克·华莱士（Edwin GBurrows；and Mike Wallace）：《愚人村：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Gotham：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73～74页。这一角色的转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之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荷兰城市也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的制约。与其相反，伦敦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士兵和水手。英国还拥有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英国极为开明的统治，这些因素将足以使荷兰城市臣服于伦敦之下。奥利弗ARink（Oliver ARink）：《哈得逊河上的荷兰：荷兰控制下纽约的经济社会史》（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第248～250页。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自公元14世纪起，伦敦已经吸引了国内更广大的年轻且有抱负的各个阶层的人口。甚至像温彻斯特和林肯等老的城市中心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出售教会土地，其面积大约为王国总土地面积的1/6，此举使国家和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财产所有者变得富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热心于加入贵族阶层——构成了被历史学家FRH杜宝莱称之为“野心的年代”的基本组成部分。FRH杜宝莱（FRHDu Boulay）：《野心时代：中世纪末的英国社会》（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纽约，韦金出版社，1970，第66页。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从事航海的民族。当时那股抑制不住要“改善”其地位的欲望，驱使每一个英国人从事远洋贸易。迈耶斯：前引书，第37页；杜宝莱：前引书，第30页。强大的英国帝国梦想所产生的推动力，最终使其成功地控制了从中国沿海到北美荒野的贸易据点。最关键的是英国逐渐地接管了印度及其巨额的贸易。1601年，英国的税收还不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的1/10。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两者的税收情况完全颠倒过来。斯皮尔：前引书，第231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4）
冒险精神反映了国家野心和决心的膨胀。教皇亚历山大在1712年预言，“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为整个人类川流不息”。麦克尼尔：《权力的追逐》，第151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和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J德怀尔（DJDwyer）主编《第三世界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思·诺布尔图书公司，1974，第65页。到16世纪，伦敦的人口从6万人增长到近225万人。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它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43页。到1790年，伦敦人口接近90万人，是阿姆斯特丹的四倍多。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011页；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65页；黑尔：前引书，第116页。
由于看到了新的机遇，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商人和银行家逐渐地被吸引到了英国的首都。迈耶斯：前引书，第161～163、225、232～233页。在17家总部设在伦敦而且到20世纪一直存在的主要商业银行当中，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而且很多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此阶段的早期。由于企业家和熟练劳动力寻求宗教自由，逃离弗兰德斯、德国和法国等地，移民到英国伦敦，使其受益匪浅。哈米什·麦克雷、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Hamish McRae and Frances Cairncross）：《都城：金融中心伦敦》（Capital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