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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仅光绪皇帝亲自发出的变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达三个变革令。可以想到帝国的衙门该是怎样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则要彻夜审定，传送的官员就得昼夜奔跑于皇宫的红墙内外了。
中国的皇帝如一个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帝国整个官僚衙门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乱之中，整个帝国也为之狂癫——没有人认为自己在变革之外，因为，帝国官制的任何变动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迁或者被罢免，而帝国军制上的变动关系到官兵养家糊口的饷银的发放，废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国的举子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多年苦读所积累的“高考”经验突然没用了，而商业政策的变化令普通的市民连夜计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扰，康有为建议皇帝“乾纲独断”，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过各级衙门讨论，而是直接命令衙门执行。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帝国政体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规定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要求大办中西文化兼备的学校，特别是科技专科学校，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军事变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员精兵，开展现代训练。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点名立即撤销的衙门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同时鼓励“官民论政”，这一条最令中国人感到新鲜，因为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民间和下层官员议论国家政治的。这条变革令下达后，民间的奏折一下子如雪片飞来，几天之内，仅经都察院转上来的关于对国家政体变革的建议就达七百多件。帝国的官员对民间议政不习惯，有意无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见，或者干脆扣押不送，结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把李鸿章“逐退”。
光绪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决定帝国由什么人来管理，他想决定帝国该有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帝国最要害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慈禧绝对不允许。
变革仅仅开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罢免翁同龢的官职。
晚清时代，帝国最高权力掌握者光绪皇帝和没有任何明确权力职位的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形式。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变革开始后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光绪都要亲自到慈禧那里去禀报，每次都在慈禧的门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进见。慈禧的太监们故意刁难皇帝，每每拖延向内传达的时间。太监们觉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阶上跪着的神态很有趣。慈禧对光绪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和蔼的，但是皇帝永远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帝国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属于她——其中对荣禄的任命后来竟然真的关乎了她的生死。至于第三道令，根据通常的解释，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众所周知的帝党的首领。慈禧的突然袭击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害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2～333页。）——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个消息：一天没有吃饭的皇帝擦干眼泪之后，今天要召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决定是前一天发出的。当时，皇帝和慈禧都在颐和园处理国事，康有为提前一天来到颐和园外的户部馆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见。
康有为渴望被皇帝召见，他说这是变革的需要。一个六品官要当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帝国的皇帝何时“破格”召见过一个六品小官？康有为看见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商量，决定以礼部侍郎的名义写一个奏折，隆重推荐康有为，当然也顺便推荐一下梁启超、谭嗣同等精英们。拟订的奏折名称很长，说得很直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折》。奏折中特别突出推荐了康有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自己的手笔：“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徐致清《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6日，阳光灿烂。康有为兴奋得不能自持。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的时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对头荣禄。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国的规矩来向皇上谢恩的。两个人短短的对话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54页。）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脖子上掠过了一股寒风！
没有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意时垂头丧气、得意时忘乎所以更为性格鲜明的人了。问题是，康有为面前的这个大员是谁？是帝国的军机大臣，是帝国的直隶总督，是掌握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头号人物！
这一回，秀才真的遇见兵了，荣禄如何也说不清。但是，就凭这一句话，康有为们必死无疑。
颐和园的勤政殿，后来被称为仁寿殿，在这里，光绪皇帝见到了康有为。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帝国的职业变革家。
皇帝首先问了康有为的年龄和出身，见面前的朱卷上写有“康有为十三世为士”的字样，于是“抚掌而笑”。接着，康有为抓紧时间开始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从变革的必要性、“少变”与“全变”的关系、变法的要点、教育变革、财政变革，一直到官僚机构的变革。当说到变法为什么今天才开始时，皇帝已经把面前这个小官当成知己了，他不经意地向帘外看了一眼，然后脱口而出：“奈掣肘何？”康有为知道，光绪指的是慈禧。他安慰皇帝说，重要的是慈禧身边的老臣，他们是凭借遗老资格才有高位的，他们不读书，反对新政，蛊惑太后，如果皇帝还不能罢免他们，至少可以提拔一批精明强干的人，专门破格使用维新人士。光绪听康有为说完，停了一会儿，然后让康有为下去歇歇。
可以想像到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时的得意和风光。
康有为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书。
但是，他失望了。光绪皇帝确实给军机处下达了考虑给康有为官职的旨令，军机处上报给皇帝的建议是：赏六品，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皇帝批复：准。
康有为三年前就已经是六品官了，“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个“上班”的单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仅仅是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皇帝不是有权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职么？按照帝国的先例，召见之后即可进翰林院，至少可以当上内阁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最失望的是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他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梁启超也被召见，召见后的结果也是官职六品，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气愤之下，要离开京城不干了：“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康有为）召见，面询极殷拳。而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页。）有人分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得到官职的原因时，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皇上听不懂广东话。
中国历史上如此热闹的“康梁变法”终于呈现出极为古怪的事实：策动变法的人官职低微，根本影响不了帝国的政局。而且，这两个依靠文字来“变革”的人，直到最后竟连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的权利都没能争取到。光绪皇帝为什么没有给他“最宠信的”康有为一个像样的官职，这是历史的一个谜团。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为们仇恨满胸膛。他们开始无所顾忌了。
14、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
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光绪皇帝命令军机处对设立制度局拿出具体实施办法来。军机处拖延很久之后，答复：没有办法。
那些天，全国上下“人人惊骇”，数万官员“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徐桐首先声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终没能设立。康有为痛恨阻力，于是又献给皇上一本《波兰分灭记》，不是再告诉皇上如何学习洋人，而是告诉皇上如何扫除学习的阻力。在详细列举了波兰变革屡遭阻挠结果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后，康有为给皇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变衣服以易人心。这真是个奇特的建议，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兴师动众地想出此种荒唐政议——国家的政体变革与百姓们穿衣样式有什么必然联系？康有为的原话是：“守旧者固结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