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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赞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
7、帝国的城墙
1900年8月的京城静静地躺在北方烈日下白茫茫的暑气之中。
在京城的正东和东南两个方向上，在被烈日烘烤得叶片曲卷起来的玉米地的边缘，在散发着强烈水腥气味的小河沟旁和遍布着夏蝉声嘶力竭的浓郁的柳荫下，时时闪出身穿彩色军服的各国士兵的影子。各国军队都派出了侦察兵。帝国的骄阳已经把他们晒晕了，他们仿佛觉得此刻正置身赤道。越接近北京城，越看不到中国百姓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安全，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找不到解渴的水井。他们不敢进村。快要中暑的时候，他们把头扎进河沟浑浊的水里，然后带着强烈的水草和鱼卵的味道，在望远镜里向他们想像中的帝国的都城窥视：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茂密的芦苇丛和黄得耀眼的土道的尽头，一道灰色的线在蒸腾的蜃气中漂福那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城墙。城墙的后面就是这个巨大帝国的都城。
这个都城的结构早已经被联军军官们在地图上研究多次了，每一次面对地图，军官们都惊讶不已，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池像帝国的北京城一样坚固而复杂。
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堡垒，高大厚重的城墙竟然有四层之多，数不清的城墙大门把军官们弄得眼花缭乱。最外层的城墙包裹的是外城，西方人称“中国城”，因为根据这个帝国的规定，汉人一律居住在外城。外城共有七座城门：东便门、广渠门、西便门、广安门、左安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内城，因为是满人居住的地域，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满城”或“鞑靼城”，这里有九座城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内城里面是“皇城”，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禁区之城”，有六座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地安门、西安门。最里面是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区域，有四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高而厚的城墙不但即使使用炸药也不能轻易将其打开缺口，而且还是一个连体堡垒。城墙上的每个城垛都有射击孔，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的箭楼高高耸立，垛口和箭楼组成的交叉火力可以封锁到城墙下的任何角落。
联军占领通州的那天，1900年8月12日，在点燃让京城人“产生巨大恐惧”的篝火的同时，联军在通州召开了进攻北京城的军事会议，北京城的地图再一次铺在了联军军官们的面前。
在地图上，各国军官们再次温习了那些城门的名称，为了让军官们记住，一个充当翻译和顾问的中国教民详细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每一座城门名称在汉字上的意义，比如“神武”和“德胜”是崇拜武功的意思，而“朝阳”、“阜成”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最后也没把这么多城门搞明白的军官们领受了各自的攻击路线和目标：俄国军队从通州出发向北，攻击目标：东直门。
日本军队直接向西，攻击目标：朝阳门。
美国军队沿运河前进，攻击目标：东便门。
英国军队走南路，攻击宣武门。
其他各国军队随后跟进助攻。
会议最后确定的行动时间表是：13日派出侦察部队，14日各国军队在距离北京五英里的攻击线上集结，15日正式开始攻击。
联军参加攻打北京城的总兵力为1。5万人。其中步兵1。375万人，骑兵800人，工兵450人。装备有大炮100门，其中野炮52门，山炮48门。
就在联军开会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帝国皇宫里的慈禧太后依旧沉浸在从通州传来的“李秉衡大胜”的捷报的喜悦之中。京城距离通州仅仅20公里，快马送战报，顶多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在李秉衡自杀24小时之后，战报才送到，而且还是个“捷报”。但是，下午的时候，真正的战报送达了：通州不但已经陷落，而且联军已经开始了攻击京城的军事行动。慈禧立刻慌张起来，这是她曾经预料但始终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慈禧立即想到了守城。她命令宋庆即刻进京，“商办城守事宜”，同时放出话说，对丢失阵地并且已经逃到南苑的马玉昆表示理解，说朝廷并没有问罪的意思，他本是个“忠勇可靠”的人，应该继续“统带营官兵丁，奋勇立功”。之后，慈禧向南方各省急电，要求各地的“勤王之师”火速北上。
京城大规模调集军队的行动仓促地开始了。慈禧命令荣禄和载漪等军机大臣们共同商定防御作战计划，但是，帝国高层的军事会议却始终没有能够正式召开，即使这几个帝国的重要人物坐在了一起，也是各怀心思，说话支支吾吾，态度躲躲闪闪，什么也没讨论，当然就什么都没有决定，然后匆匆散场了。这个时刻，整个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女人在慌乱地调动兵力，好在她的话还能够起作用。于是，帝国各军从13日下午开始，纷纷从各个城门涌进城内，北京城立即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神机营25个营、载漪率领的虎神营14个营、八旗和绿营兵2万人，分别防守各个城门；荣禄的武卫中军3个营把守西华门和天安门前大清门内的棋盘街，董福祥的武卫后军25个营防守外城的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另外，马玉昆部的1万人防守京城的南郊据点南苑。没有军事经验的女人的军事调动是混乱的，其中最倒霉的怕是董福祥部的官兵了，慈禧命令他们“立即出城迎敌”，于是上万官兵烽烟滚滚地出了城，但是到了城外，包括董福祥在内，谁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和仗该怎样打，背着洋枪拖着洋炮的队伍在烈日下沿着京城的东南城墙的外围毫无目的地不断地转着圈子。天黑的时候，慈禧的命令又到达了，内容是“无论行抵何处”，立即返城，“保卫城池”。结果在漫天暑气中整整转了一天的疲惫不堪的官兵匆忙进城了，他们坐在街道边上，在京城百姓好奇的围观下大口地喘气——依旧不知道洋兵们在哪里，仗该怎么打。
与此同时，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她的大臣，整个下午到晚上数小时之内，召见荣禄八次，召见载漪五次，全体军机大臣被“叫起”也达五次之多，这个女人几乎没有时间“传膳”，全部时间都坐在她那间充满南方奇异水果和花卉的浓香的房间里，等待大臣们有什么可以御敌的好主意。但是，群臣跪在她的面前，“皆默然不发一言”。40年前，两国联军打到北京，就把帝国政府赶到了热河；现在的联军是除自己以外的“彼等”，有八国之多，群臣们，包括载漪等人，明白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没有人说话，慈禧就发怒，但是不管她如何怒火万丈，就是没人吭一声，皇宫里死一般寂静。最后还是外面的禀报打破了沉默：涌进城的官军们“无人节制”，正在大肆抢劫钱庄和粮铺，京城里已经民心大乱。
此刻参加防守帝国都城的军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以上，是联军兵力的8倍。
10万防御之军，从兵到官，竟没有一人能够说得出具体的防御作战的部署是什么。没有指挥作战的机构，没有战斗动员、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协同作战的实施计划，没有保障支援方案，没有战役和战术预备队。所有该有的都没有——没有一切。
13日夜晚。这一天是按计划联军向集结地点运动的日子。但是，各国陆续到达集结地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俄国军队不见了。
这时，由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的俄军前锋部队4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和一个有4门大炮的炮兵连已经出现在北京城东护城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了。下午5时左右，斜阳照耀下的护城河水光粼粼。躲藏在一棵垂柳后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看见了城墙上飘扬着的各色旗帜。
没有什么特殊的动静，眼前的这座城市仿佛在午睡。
迷惑之中的华西列夫斯基心脏狂跳不止。
俄国人决定提前行动。即使从最原始的战争原理上讲，谁先占领目标，谁就能在战果分配上占据最大的份额，况且摆在眼前的是这个世界上囤积金银财宝最丰富的一座城池。无论前程多么险恶，无论将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既然已经到了宝库的门口，便顾不了那么许多了。15日开始攻击，这是俄国人在军事会议上首先提出的计划，并且郑重地希望各国“严格遵守”，“以便统一行动”。但是，会议刚完，他们的前锋部队就悄悄地出发了。出乎华西列夫斯基意料之外的是，在向北京城外围运动的20公里的路程中，竟然一个帝国的士兵都没有看到，这让这个俄国贵族心里警惕了起来，他认为帝国的军队一定是埋伏在前面的某一个地方正等着他呢。中午的时候，果然发现“敌情”，在他的侧翼，突然出现一支武装队伍，黄皮肤黑眼睛。部队骚动了一阵之后，还是俄国的随军记者判断准确：这不是帝国的军队，而是和俄国人怀着同样心思的日本人派出的侦察分队。
一张写有“日本人想提前进攻北京”字样的纸条送到了华西列夫斯基手上，这个参谋长用俄语大骂起日本人来，同时命令自己的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与此同时，日本指挥官也向部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13日晚22时，突然天降暴雨。无论是帝国的守军还是准备攻击的俄军，都藏起来躲雨了。一个小时之后，雨突然停止了。
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黑暗中乱枪响起来，然后一名俄国海军士官跑了回来。这个海军士官叫格尔斯，是自愿第一个冲锋的，因为他是俄国驻华公使的儿子，他决心救出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带领的小分队靠近城墙的举动立即被城墙上警惕的帝国八旗兵发现了，这些八旗兵即使在暴雨倾盆的时刻也没有放松巡逻，几排枪便把格尔斯打了回来。俄军立即重新寻找攻击位置，结果摸到了东便门的前沿。和格尔斯的遭遇不同的是，这里的帝国官兵正在帐篷里睡觉，俄军扑上去便用刺刀突刺，没有被刺死的帝国官兵仓皇奔逃，哄散于黑暗之中。
夜色中的东便门城门暴露在俄军的目光之下。这是13日夜半与14日凌晨交替的时分。
东便门，北京城东南通惠河边的一座偏门，是1553年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