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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克罗宁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类行为和心理只是在长期的进化中才能改变，那么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看到变化。格里尔的模式则是激进开放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停地适应和发明，发展和变化。如果性别结构是文化环境建构的，那么它就像文化一样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预，发生巨大的改变。过去不可想象的事物最终将会变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装和表演理论
在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精彩论述为我们开启了观察性别问题的崭新视角。尤其是瑞维尔（JoanRiviere）的化装理论（womanlinessasamasquerade）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更是重写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的理论。
瑞维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对象，后来成为心理分析家。她的内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权社会中就是化了装的，假装成一位传统女性。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既有智慧，又做女人，如何做一个知识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没，后来由于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装理论，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她所谓的化装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装成女性。她的情况属于女性在内心认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装成女性。在化装时，一个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谓真正的女性不过是模仿和化装而已，它们是一回事。
对化装理论具有最强烈感觉的人是尼采，他受到女人、真理、面具和女性主义的烦恼，他说：如果女人没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觉她就不会有追求时髦的天才。“她最艺术的一点是欺骗，她最关心的是容貌和美丽。”
拉康也从社会建构论角度专门论述过性别角色问题。他认为，社会性别角色是面具，而不是规范。他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车进站了，一对小兄妹面对面坐在火车包厢里。当火车停下来时，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筑。哥哥说：“看呀，我们到女厕所了！”妹妹马上反唇相讥：“傻瓜，你难道看不出我们到了男厕所了！”（转引自Tripp；169）这个例子旨在说明：第一，像孩子一样，我们看不到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关系的结构，我们受到结构权力的影响，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根本不能辨认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控制和局限我们的行为的程度。第二，两个孩子都用对立的性别来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厕，女孩只看到男厕。另一性别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实。总之，社会性别在拉康看来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主体的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性别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与另一性别的符号对比之上的。第四，从所指到能指的整个体系最终是人为制造的，并没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个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女性，另一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男性，并无先验的理由要求这种划分。性别的划分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完成的。第五，无论依据生理和社会性别的划分是多么人为，这一体制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西方社会将继续将厕所作男女区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会被执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证据。第六，拉康并不主张解剖学即命运，但暗示文化为以解剖学为依据的性别发了通行证。男人要按男人的规则做，女人按女人的规则做。“解剖学的区别并不等于性别差别，但是解剖学的区别塑造性别差别，成为性别差别的唯一标准。”（转引自Tripp；169…170）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6）
对于拉康关于性别的思想，女性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第一，他改变了传统对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看法，引入了社会建构论。第二，他认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补充。女性的性是被动的，来了快感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阴茎中心论的另一形式。（Tripp；178）女性主义学者斯柯特（JoanScott）对它评价也并不太高，她说：“拉康的火车并没有使女性主义走得更远一些。”（转引自Tripp；171）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论而已。她认为，社会性别就是将一个社会建构的类别加在事先确定的分生理性别的身体之上。她提出应当将注意力从生理性别转向社会性别，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交汇点上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观念。
劳丽蒂斯（TeresadeLauretis）将生理性别差异放在生理决定论一边；将社会性别差异放在文化建构论一边。她主张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认为社会性别并不是身体特征或早已存在于人体之中的什么东西，而是某些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Tripp；172）
法国作家威蒂格（MoniqueWittig）认为，唯一的答案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全面解构。因为社会性别是性别之间的政治压迫和对女性的统治的语言指标；生理性别则是“发现社会作为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和哲学分类。在社会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别的烙印；在语言中，女性被打上社会性别的烙印。她说，社会性别“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因为它试图完成存在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女同性恋话语是对话语的重新彻底检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抛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抛开男女区分，社会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完整的主体组成。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女同性恋现象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Tripp；178）
威蒂格指出，与性别的多元化不同，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类（mankind）指称人类，用男性的他（he）指称男女两性都在内的他。她将语言革命视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她认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Glover；etal。；PXXIX）
威蒂格指出，维护男女不平等，语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无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女性只能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不能独立地被定义，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义。因此，那些拒绝异性恋关系的人就等于拒绝成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张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称代词（I；you；he；she；we；you；they；everyone）。她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没有性别认同的人，这个人称代词非动物，非植物，非矿物，是不确定物。
关于两种“自然”的生理性别的种种特征是由社会性别制造出来的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在出生时两性器官不明显的人。医生以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创造出“自然”的性别——用手术取舍某一性别。这就证明所谓男性气质或男性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戴弗（Devor）讨论了变性手术对于性别理论的意义。她认为，被医生通过手术途径赋予的生理性别，被制造出来的第二种生理性别，并不比原来的生理性别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够变性这件事本身，使我们认识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变性手术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解构的，它反而应当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制遵循：如果想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就必须首先得到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这究竟有没有必要？
戴弗反对用变性手术或选择性别手术处理此类问题，呼吁“性别混合”，并认为性别混合“能够成为从当前的男权性别主义社会性别模式过渡到废弃社会性别概念使之变得无意义的未来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引自Tripp；180）
从表面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处，但是戴弗并不是去寻求一种前社会的完整主体，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相当宽泛的领域，使性别这一概念不再成为制造歧视的基础。
德里达的性别解构论认为，不应当将性别差异理解为性别对立。我们应当超越性别两分，这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释的问题之所在。
德里达有一个关于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尔和夏皮洛从中看到了农民、女人，德里达却通过他们的分析看出：对立——左与右，男与女，城与乡，农民与画家——以及能够看出这种对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当对象被划分为相辅相成的对子（男与女，阴茎与阴道，内与外）时，性别才成为可见和可想之物。（Tripp；181）
德里达寻求的是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它“有着不同性别声音的多重性”，“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转引自Tripp；181）于是性别差异就像伊丽加莱关于女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快乐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话语。”（转引自Tripp；181）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7）
德里达的想法被批评为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从未有人有过此种经历。但是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赞成超越性别的两分和对立，认为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德里达的写作是明显的乌托邦，它构造了我们现行体制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而在我们的体制中，性别作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存在于既存的异性恋模式当中。这种乌托邦思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对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不断探索和再探索。”（Tripp；181）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身体政治的一个主要论点。社会建构论认为：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绝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体的许多风格一样。”（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解构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当代社会把它当成是统治的、必然的、强制的性的逻辑。她反对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继而通过性表演出来的理论，发展出一套“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转引自Tripp；14）
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前话语的‘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及其作为行为的确定参照点并不存在……生理性别已经就是社会性别，已经被建构了……性别的‘物质性’是被强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Tripp；14）
对于巴特勒来说，“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类型，是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性别是早上起来才决定今天要做哪个性别的人，晚上又换成另一种性别的人，人可以像一种消费某种商品一样来消费性别。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一个婴儿被培养成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这一培养结果是长期反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Halberstam）在专门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作一个“性别颠倒的人”可以是相当“自然的”。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生理的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Tripp；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