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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权利而奋斗的老式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同时又表示怜悯。弗里丹辛辣地指出：女性们花了半个世纪为权利而战，在下半个世纪却又对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这些权利产生了怀疑。
弗里丹批判了女性在事业和婚姻上二者不可兼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在婚姻上成功，就需要自我否定；而要在事业上成功，则需要如醉如痴的献身精神。婚姻需要合作，事业需要竞争，二者结合起来非常困难，需要不同类型的品性。因此男主外女主内才是最完美的互为补充的结合。
弗里丹在这部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关于女性的“神话”，这一神话企图使人们相信：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西方文化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女性特征的价值；过去女人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她们妒忌男人，力图要跟男人一样，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由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的母爱之中。
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是继波伏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她在一部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女性主义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女性的权利。她把女性的权利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人类尊严的权利，其中包括制止对女性身体和形象的商业用途；女性拥有在行动、语言和公众形象方面的地位和代表；制止世俗和宗教权力对母性的剥削。第二，在人类身分方面的权利，其中包括女性的贞洁（指肉体和精神的整合）不被金钱、家庭、国家或宗教实体所侵犯；母亲身为女性所应有的权利。第三，世俗法律应当保护母婴的相互责任。第四，女性应当拥有保护自身及子女生命、生活空间、传统和宗教的权利，有反对男性法律（充满好斗精神的、污染环境的）的权利。第五，在财产权利方面，女性应当拥有在不受税收制度惩罚的前提之下选择独身生活方式的权利；女性应当享有国家发放的家庭福利费；平等对待男孩女孩的权利；各类传媒应有一半时间以女人为对象。第六，交换体系如语言交换体系应当更有利于保障男女两性平等交流的权利。第七，女性在世俗与宗教的决策机构中应当与男性拥有同等数量的代表。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3）
遭到她猛烈抨击的社会现象包括：招工的男女区别和失业的男女区别所反映出来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在那些对女性开放的职位中，女性为了要得到提拔就要出卖肉体或者要否定自己的女性气质，致使她们不是作为女性成功的，而是作为一个中性成功的；女工比重较大的职业价值就低，不论这些职业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多么重要，不论是在农业、工业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工作组织的法规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只能被动接受；生产些什么也总是由男性权威来确定，如武器生产、环境污染和很多无用产品的生产都不是由女人决定的；产品的规范都是男性的，无论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流行话语的内容和风格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广告的基调也是男性中心的；表现在职业地位上的男女两性在劳动中的不平等价值。
伊丽加莱提出，性别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无意识形式；她呼吁女性注重每个生命的基本权利；减少那些由一人或少数几人统治的团体或公司的权利；重新定义和评价住房法律，确保私人财产权；减少与权力、金钱、尤其是与豪富的欲望相关的剩余价值，把交换建立在成本上，反对增加从土地、空气、海洋和人体角度衡量的不必要的生产和过度生产；对源于强力的法律提出质疑。（Irigaray；11…91）她的主张代表了女性主义对现存的男权社会价值的批判和挑战。
在众多的性别研究类别中，斯坦能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女性主义写作，其代表作是《假如弗洛伊德是费丽丝》。该文将弗洛伊德的传奇生活用一个女性主体来重写，极具启发性。将很多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说法放在另一种性别身上，显得妙趣横生，使人意识到现存性别结构中的荒谬之处。
2、运动的规模和特色
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女性协会，美国、加拿大涌现出大量女性组织。
1966年，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简称NOW）在美国成立，弗里丹任主席，这一组织成为西方最大的女性组织，其宗旨是：献身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女性首先是人，是个像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的人，女性必须有机会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立即行动起来，使女性充分参与到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一切特权和责任。到80年代末，全国女性组织已拥有15万成员，176个分会。1974年，美国58个工会的3300多名女性，代表40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工会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女性工会组织：工会女性联盟。1975年，全国性的黑人女性组织“黑人女性联合战线”又在底特律成立，并代表少数民族女性抗议针对少数民族女性的阶级、性别和民族压迫。1977年，代表50个州和地方会议的1400多名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女性大会，并通过了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的25项重要决议。许多群众性女性组织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
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这是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有关机构，从事维护女性权益事宜。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都是由党政部门统筹管理；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政府内外分别成立了相关机构。如加拿大政府在1981年12月成立了女性地位部，并由政府指派人员成立了女性地位顾问委员会，作为独立组织，负责调查女性问题。奥地利于1979年在联邦总理府设立了一个国务秘书办公室，专门负责与女性有关的问题。埃及政府在社会事务部内设立了女性事务总局，还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女性全国委员会，以协调政府部门间的工作。一些国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挪威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案”于1980年7月开始生效。墨西哥于1979年修改了80个法律，去掉了原条款中有关歧视女性的内容。奥地利修改了《家庭法》，规定夫妻双方在维持家庭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到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后，关于女性应不应当就业的争论已经不再热闹，因为女性大量就业已经成为现实；随着女性的普遍就业，关于女性角色的争论也结束了——过去人们一直为女人的角色是否应当主要是母亲和妻子、她们是否天生适合留在家里争论不休。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就业；到了60年代，就业女性已占到女性总数的40％。在这个时期，女性的就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会上已经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但女人仍旧面临着一个如何在平等工作机会与传统母亲的角色与职责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但是，在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早期女性运动中争论过的问题又在多年沉寂之后被重新提了出来。例如，关于女人究竟应当在劳动市场上同男人平等竞争还是应当争取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政策的问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争论的焦点转移到女性是应当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还是应当创造一种女性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性运动的新口号是：女性的特质是世界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流行过一个普遍的说法：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Thepersonalispolitical。）。过去人们一向以为，某男经理对女秘书的性骚扰或某男强奸了某女都是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是由于有某个道德水准不高的男人或某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或是由于女秘书或那个被强奸的女人有过某种不恰当的行为举止诱发了男人对她们的侵犯。现在，女性主义运动指出，这些行为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政治表现。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4）
女性运动第二波向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分界挑战，按照“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思路，强调在性别政治中身体的重要性。此次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反对选美，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在1968年，女性主义抨击了“美国小姐”选美活动。她们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女性主义者们为一头羊加冕，用以讽刺被选中的美国小姐，并设置了自由垃圾筒，将乳罩、腹带、紧身褡、假睫毛一类的东西扔进垃圾筒。据说，虽然当时并没有人焚烧乳罩，但是由于传媒的大肆敌意报道，“烧乳罩”不仅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且成了女性主义的象征：女性主义就是“非女性的”、长相丑陋的和充满挫折感的女人们弄出来的，她们对真正的美女充满嫉妒。（Robinson；etal。；127）烧乳罩的事情并未发生，女性主义运动只是反对选美，反对按照男性的要求打扮自己，反对将女性作为性对象而已。
在女性的身体形象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女性一直处在美貌竞赛的巨大压力之下，即以男性的观点判断、批评女性的身体，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体“内在”的感觉。女性永远在与模特的幽灵做不公平的竞争，以绝大多数女性镜子中平凡的自我形象与模特做泯灭女性自信心的竞争。
女性运动的概念和议题除了传统的参政、就业、教育等问题，还从女性主义角度提出了对性问题的全面审视，其主旨是反对阴茎中心主义的传统，关注阴蒂，关注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社会和家庭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性骚扰问题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关注的新问题。
有人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分为制度女性主义与基层女性主义。前者在现行制度中争取女性权利；后者在社区基础上工作，强调集体组织化，大力开展提高觉悟的运动。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中的女性兴起了“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热潮。唤醒意识、提高觉悟、关注健康等女性活动团体超过2000个。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谈话的提高觉悟小组活动。这一活动在当时与其他治疗结合在一起，成为教育女性的有效形式。这些团体开展分享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小组活动，用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这些经验和情感，指导女性调整与男友的关系，进而开展为通过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法案而争取公众同情的活动。
在提高觉悟活动中，女性用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经历来批判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使女性沉默、悲哀，使女性相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满足、不快乐是个人的原因导致的。提高觉悟活动在1970年至1974年间达到高峰，当时的情况是：5至15个女人组成的小组每周聚会一次，聚谈两个小时，持续几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她们谈论一切，用个人的经历来检验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观念。这种活动方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一种女性主义的新型实践。
提高觉悟的进程有四条主线：第一，使女性认识到，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倾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将其编织成一幅社会生活图景，建立以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的社会分析；第二，以家庭为重点，使女性认识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又是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的；第三，鼓励每位参与者讲述个人的感情生活，使女性有机会抒发感情，减轻不安心理；第四，关注和讨论女性的性行为经历，使女性理解性欲的形成，性的意义等等。
举例言之，某女人被丈夫殴打过，在提高觉悟小组中，她发现还有别的几位女性也挨过丈夫或男友的打。这种交流使她认识到：自己个人的问题也是个政治的问题；个人挨丈夫的打是社会权力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遭遇的问题其实扎根于社会结构之中，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她自身的内部缺陷造成的。最后，提高觉悟团体还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权力基地——她和其他挨过打的女性可能决定为受虐女性创立一个庇护所。总之，广泛开展的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是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最具特色的活动。社会批判所导致的组织活动，从知识到行动，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