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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的，只是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来；这是一封很离奇的信。我把它（见甲札，第五九号）转录于下：
埃皮条夫人启程的日子推迟了；他的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慢慢考虑你的信，你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退隐庐吧。我将把我的意见及时告诉你。既然她几天内肯定不会动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向她提出你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自己一样地清楚你的处境，毫不怀疑她会对你的提议作出恰如其分的答复的：我看你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将来可以对敦促你去的人们说，你之所以没有去，不是因为你没有自告奋勇。此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就可以作为你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你心里不是急于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我在读这封信时深感惊讶，忐忑不宁地探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信，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仿佛他所费的时间还不够似的。他甚至还通知我，要我暂时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需要解决似的，再不然，仿佛他有什么心思，一定要在透露出来以前，不让我有任何办法猜透。这种提防，这种拖延，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别人的信任就是这样报答的么？这种行径算是正直的、善意的吗？我很想对这种行径找出一个于他有利的解释，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如果这意图是与我相反的话，他所处的地位是便于他去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绝对无法加以阻止。他在一个显赫的亲王家里是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又有风行草偃之势，说出话来就象是圣旨，以他平时的那种机巧，很容易就能开动他的全部机器。而我呢，一个人待在我的退隐庐里。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跟外界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只好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不过，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提起她儿子的病，信是写得尽可能客气的，但是我没有中人之计，没有提出要跟她一起走。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
我本来不肯对你有所猜疑，尽管这猜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把你看透了，可惜太晚了。
原来这就是你从从容容思考的那封信：我退还给你，它不是写给我的。你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且公开地恨我，这样做，将给你减少一项虚伪的行为。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前一封信拿给人看，是顶他来信上的一段话的，根据这段话，人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整个这件事里用了多么奥妙的诡巧。
我已经说过，对于不知底蕴的人，我那封信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授人以口实的。他看到这一点很高兴，但是怎样能利用这一个有利之点而自己又不受到牵累呢？他把我那封信拿给人看，会受到滥用朋友信任的谴责的。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把我那封信拿出去给人家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一定不接受他那种伪装的小心谨慎，一定会答应他把我的信公开出去：这就正中他的下怀，一切也就照他所布置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巴黎，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全部成功。人家并不认为，他骗去了我的一句话，允许他拿我的信去公开，他就能免于物议，叫人家不骂他那么轻率地抓住我的话来害我。人家总是要问问，在私人关系上，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能容许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最后，人家还觉得，即使我曾做过这样对不起他的事，使他不能不跟我绝交，但朋友之情尽管断绝了，我总还保有若干权利，他不能不予以尊重。但是不幸得很，巴黎人是轻浮的，当时的这种种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蛋就被忽视，在场的走时的人就使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它那花样翻新的效果很快就使前此的一切都泯灭殆尽了。
以上是说明这个人怎样在把我欺骗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对我剥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把事情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再戴假面具的必要了。我原来还生怕对这个坏蛋有失公允，现在没有这种顾虑，心上感到轻松，让他去扪心自问，从此也就不再想到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复我上一封信的（乙札，第一0号）。看她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使用的那种口吻，我就懂得他们俩相信他们所用的计谋万无一失，是配合起来做的，而且，他们既认为已经把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落井下石之快了。
我的情况确实是最悲惨的。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远离我了，既无法知道是怎样疏远的，又无法知道为什么要疏远。狄德罗自夸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三个月来就答应来看我，却一直迟迟不来。冬天开始使人感觉到了。随着冬天的到来，我那些惯常的病痛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却无法经受得了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不容我再有一点力量、再有一点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即使我有言在先，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也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我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麻木不仁，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有所思考。只要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要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发慌。然而，我又不能对埃皮奈夫人的信不加辩驳，除非承认我理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打击我的那种种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定通知她，没有一刻怀疑到她会不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好情好意——虽然也有恶情恶意，而赶忙予以首肯的。我的信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使优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应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
这封信写好发出之后，我就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下来，将养身体，努力恢复精力，并采取措施，以便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显得彼此决裂。然而，格里姆先生和埃皮奈夫人所打算的并非如此，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过了几天，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