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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第12章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1章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