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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独立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城外买了一个17世纪的古堡，并大肆修复，被认为是怪事。本来红颜白发也常有，但他60多岁时与一个20多岁姑娘结婚并生一子也受讥讽。如此这样，芒德尔被作为一个怪人来看，说来真有点冤。
其实人都有个性，我们评论经济学家还要看贡献，不苛求个性。这正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含义吧。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6章
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无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回顾20世纪经济发展时，加尔布雷斯是个不可忽视的人 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主流派人士为船如何行驶得更快出谋划策，但也另有一些人却告诫人们行得太快会出问题，或者指出船在行驶中的问题。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只船，主流派经济学家就是让船走得更快的人，另类经济学家则是挑毛病的人。在美国，加尔布雷斯就是这种另类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历丰富，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的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也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从1949年以后任哈佛大学教授。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学术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主流经济学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制度经济学用演进、整体方法研究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这只大船的前进出谋划策，制度经济学则是批评其缺点。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