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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糖业帝国主义（4）
小港庄农民的惨状
高雄州凤山郡小港庄（元凤山上下里）即是台湾制糖会社后壁林工场附属的模范蔗园的地点。当明治三十九年（1906）那时，凤山厅长横山虎次氏不知道他和制糖会社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关系，竟召集了小港庄附近的业主们，一面拿强迫的手段，使他们的土地一定要卖给会社，一面拿欺骗的手段说道：你们的土地卖给会社以后，会社还要给你们耕作甘蔗，那时愚昧的农民们不晓得三七二十一，只当做这个是日本政府的方针，所谓上天无路而入地无门的，不得已尽量卖给会社，会社一下手就收买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了。
那时会社收买的价钱，不过平均一甲百元至二百元，顶好的是三百元而已。照当时的价钱可说是不值半价的，若照现在的时价计算起来，一甲平均总不下三千元左右，那冤枉到头的农民们的吃亏有这样的巨大。后来会社完全收买了那土地之后，立刻不履行那要给农民耕作的前约，说要自己经营一个模范的大农场，就拿米国（美国）式的机器犁来耕作了。其结果，遂使那小百姓们一旦丢了饭碗，自然而然的，皆变做了农场所属的日雇“苦力”，好像会社的农奴一样。
会社自设置这个农场以来，更极力收买附近的土地，现在达到四千甲以上，和贌耕的土地约有八百甲，计共起来已将近五千甲的大农场。做这个农场的“苦力”的概算有五六千人，“苦力头”也有二百人，大部分是小港庄附近的住民，又会社的制糖期间更要增加三千人，是对澎湖岛或对北门郡海埔的贫民雇来的。他们的工钱一日是四十八钱，小儿和女子不过是二十钱之谱，这是大正十一年（1922）年景况不好的时候会社所定出来的，到现在依然如此，试问维持得住生活吗？
昨年来台湾的农产物既好收又好价，一般的农民们皆享福着这个庇荫，是不消说的，而小港庄的农民们不但没有这些福气，倒反日食的米和番薯腾贵，使他们现在生活的困难，已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们除掉做会社的“苦力”以外，又别无谋生的方法，所以尽着含泪忍受着被资本家尽量地榨取、尽量地虐待！试查小港庄的经济状态，可知是台湾最贫困的乡村，他们纳本税金一元以上的百人中仅四五人而已。我们希望台湾制糖会社务要察他们的惨状，赶快将工资提高些，使他们的生活放松一步，才是堂堂的大会社的襟度。不然，恐怕时势的潮流，不久会影响到那忍受不了的农民的自觉，亦不一定的。我们又晓得被制糖会社将土地吞并的结果是要受苦惨的，所以应当唤醒台湾的业主们和农民们的觉醒。
——《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4日，第73号
由于殖民政府的强制和制糖会社的欺骗，小港庄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丧失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这正是殖民体制下农民向无产者转化（或普罗化）的典型过程。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超经济的强制。在制糖会社雇用下的农业无产者处于社会的底层，过着穷苦的日子。因此，工业发展将会带动周围农村生活提高的一般规则，在某些地区难免也是有其例外的现象，尤其是在殖民体制下受当局欺压和资本家双重盘剥的殖民地民众是否得以分享工业发展的成果，颇值得怀疑。
第三部分土著资本的发展（1）
殖民地社会经济生活中，宗主国资本尤其是垄断财团占优势地位是明显的，但在此同时；土著资本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存在，并在宗主国资本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事实上，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开拓殖民地市场、将殖民地改造成宗主国资本的适宜投资场所，殖民者就必须对殖民地传统的经济结构加以破坏，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2页。日据时期台湾土著资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台湾土著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源。
其一，传统土地资本的转化。清代台湾土地租佃关系有所谓一田二主之称，即大租户、小租户和现耕佃人，导致土地权利关系的紊乱和所有权模糊。为了便利赋税征收及为日本资本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日本殖民当局展开了地租改正活动，取消大租权，确立小租户的单一土地所有权，作为补偿，发给大租户约378万元的大租权补偿金。这些补偿金大部分以帝国五分利付证书和台湾事业公债证书的形式发放，一部分人以此投资于近代金融及产业部门，如彰化银行（资本金22万元）、嘉义银行（资本金20万元）、台湾制麻株式会社（资本金20万元）等等，完成了从土地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转化。以彰化银行为例，据《彰化银行沿革概况》记载：“本行乃于1905年，将总督府就旧彰化厅辖境所发的大租补偿公债额面275万元，按当时的时价换算，计22万元作为资本，在同年6月5日成立。顾当时经济界甚为幼稚，岛民或不解公债的性质，故奸蠢之徒，欲乘机以不当的低价收购，致政府对我祖上传下的大租权所给的代价有忽将飞散的危险。因此，当时的彰化厅长加藤尚志氏大为忧虑，经与总督府数度折冲，结果以为不如以此公债为资金，经营确实有利的地方事业。由于地理关系，并按商业交易的实际情况，以在彰化街创设金融机关为最妥善，经向公债所有人百般劝说，乃有本行之设立。”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48～49页。由此可见，彰化银行是丧失大租权的旧地主以其补偿金转而投资近代金融事业设立的，在此，土地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的速度相当快，主要是由于殖民政权外部强力促使的结果。
其二，受经济景气的刺激，在日本资本和殖民政府的劝诱下，将游资投资于近代企业，从而成为新的投资者。两次世界大战曾给台湾带来所谓的战时繁荣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经济界出现第一次投资浪潮，当时企业数迅猛扩张，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多数为土著资本投资。1920年代，由于引进蓬莱种和爪哇新蔗种，稻米和甘蔗的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上层富农和大地主通过高额产出和地租收入，获取了大量的米谷及原料甘蔗，并将之输出到日本或交售制糖会社，得到大量的现金，地价也随之高腾，从而在农村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同时，这一时期土地生产率增长，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在1913～1937年间提高了一倍多，甚至比日本国内还高出3/4，农村储蓄的大部分投到近代工矿企业和较小的工厂里。再者，地租改正后，土地投资相对不利，而新的税令（1920年8月台湾所得税令）又为事业投资造成了相对有利的条件。第二次投资浪潮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为发展台湾的经济自给能力和主要在于军需工业的工业化，日本殖民者动员台湾土著资本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九一八事变以来台湾工业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外侵略，台湾成为其南进扩张的基地，台湾产业体系作为日本经济的一环，开始朝着自给自立的方向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加速了台湾经济自立的进程，军需重化工业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从而开始一场“从所谓电力资源为唯一基础的，以军事、化学工业为杠杆的工业化政策的发展过程”。《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645页。其间日本资本无疑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同时台湾总督府也百般劝诱台湾土著资本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以图“通过新的民族资本的动员，（使台湾）更加确保其作为（南方）基地的适宜性”。《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661页。这一时期的情形较为复杂，战时经济统制的强化压抑了土著资本的生存空间，但是也应当看到相对来说，其对工业的投资也有所增长。事实表明，台湾土著资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1938年各类新兴企业株式会社投资额中，台湾土著资本投资额为38249千元（台币，下同），1939年为39094千元，1940年为39343千元，1941年增至43757千元，4年间增长了144％。据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第211～212页表49计算。
其三，在日本殖民者的扶植下依靠特权地位而兴起的土著资本，这一部分人属于买办资本家。著名的如辜显荣家族即其典型代表。辜显荣原为台湾煤炭贸易商人，日本占据台湾时，辜显荣因导引日本军队入台北、并在此后协助日军对台湾的占领、向总督府献策治理台湾有功，于1895年12月被叙勋六等。1896年，时任台北保良总局长的辜显荣获樟脑制造与贩卖许可，收购英源茶行改名大和行，由陈陪年任总支配人，从事樟恼、制盐及其他台湾特产的销售。1899年台湾颁布《食盐专卖规则》，1900年4月，辜显荣任官盐卖捌组合长，设立官盐组合，掌握了官盐的总经销权，组合设盐务总管、盐务支管，下为承销商。参加者另有李秉钧、王庆忠、陈洛、刘廷玉等人。直至1926年，辜显荣仍为食盐运送人。通过殖民当局给予的专卖权，辜显荣在1900年9月即于鹿港开发盐田247甲，而于专卖制度实施前，全台盐田面积仅为354甲，年产量仅1900万市斤。1900年却达到了6000万市斤，1902年超过了1亿市斤，为专卖前的6倍，辜显荣及与此相关联的买办集团获取了巨额的利润，由此而积聚的资本此后也逐渐向近代金融和工商企业流去，成为一批买办土著资本家。
第三部分土著资本的发展（2）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与大陆及其他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不同，日本资本可凭借其殖民宗主国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直接掠夺当地的资源、剥夺台湾人民，而大陆等半殖民地性质社会则必须经由买办作为代理人，因为国家主权仍旧在其自己的政府手中。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社会性质决定了台湾的买办阶层人数必然属于少数，其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出于日本资本的需要，而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需要。换句话说，台湾买办阶层的出现，与其说是出于经济，毋宁说是出于政治，出自殖民当局对台湾土著协力者的笼络和对殖民地当地士绅的劝诱政策。
台湾土著资本的投资流向，以1929年有关株式会社投资状况的调查为例可见端倪。
台湾土著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在于农业、商业、交通业和水产业，其中农业和商业投资比例超越日本资本，而工业投资仅占投资总额的844％，在台湾人自身的投资额中也只占2943％。这显示，台湾土著资本在进入殖民地社会后，虽然开始从传统资本形态向近代资本的结构性转化，但这种转化的程度还不够，台湾土著资本与土地的联系还很密切，还留存着深深的旧资本的烙印。
殖民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台湾土著资本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从属性相当强烈。譬如，1905年成立的彰化银行虽由大租权补偿金集资设立，其经营权却掌握在台湾银行的手中，总经理为台湾银行淡水出张所的坂本素鲁哉；林本源制糖会社和新高制糖会社的经营权也在台湾银行系统的人员之手；台湾制盐株式会社股票，台湾人占326％，在台日本人占428％，在日日本人占326％，虽以林熊徵所有的盐田为主而设，但经营权则全归日人操纵；台湾商工银行株式会社股票，台湾人占535％，在台日本人占428％，在日日本人占478％，最大股东为京和合资会社（代表人曾我纯太郎），经营权仍在台湾银行系统；台湾储蓄银行股票189％属台湾人，但它是台湾商工银行的子银行；华南银行股票中，虽日本人只占282％，但经营权仍旧受台湾银行的支配。正如矢内原忠雄指出的那样：“以台湾人投资为基础的有力银行会社，无一不受日本人的支配。”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49页。在这里，台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利用参与制进行控制的例证，列宁说过：“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等来‘联合’小企业，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第27页。日本资本正是通过参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