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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就是其殖民地化加深的过程。
日本据台后，即于1896年1月29日发布《对缔盟诸国宣言》，宣布“与日本缔有通商及航海条约的各国臣民及人民，得在淡水、基隆、安平、台南府及打狗居住及从事商业，上述诸国船舶得靠泊淡水、基隆、安平及打狗诸港并输出货物”。林东辰：《台湾贸易史》，日本开国社台湾支局，台北，昭和7，第202页。日本与各缔约国间通商及航海条约税则和其他诸般商定亦适用于台湾。传统的戎克船贸易港口如旧港、梧栖、后龙、鹿港、东石、马公等，作为特别开港场继续对外开放。
然而，开放的贸易状态并非日本殖民者利益之所在，将台湾纳入日本的经济圈并使之成为独占的贸易场所，是台湾总督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为达成此一目的，日本殖民当局除了驱逐西方列强在台商业势力之外，还积极利用关税的壁垒保护作用。1895年6月接收了淡水税关后，颁布税关官制，依当时协定税率征收关税，1899年改定税率，提高关税为15％。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由于台湾与大陆及其他地区变成为国际贸易，税率比台湾与日本间的所谓国内贸易高出许多，外国及大陆商品的竞争力大为下降。 1902年又加强了对来自大陆的戎克船走私贸易的打击，使得两岸帆船贸易走向衰落，传统大陆商品进入台湾愈益艰难。日本商品则开始逐渐占领并充斥台湾市场。这样一方面以高关税堵截了外国及大陆商品，另一方面却打通了日台贸易通道，将台湾拉入日本的怀抱，使之成为依赖日本市场而生的附庸。
为了实现日本对台湾对外贸易的垄断，总督府开辟了多条命令航路。1896年，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开通神户经冲绳至基隆航线，伊万里运输会社经营基隆、澎湖、安平至打狗航线。1897年令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开辟基隆经门司至神户每月两回之定期航线。对这些航线，总督府给予了相当的补助金，1896～1905年间，每年给予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及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平均602220元，此后补助金逐年增加，1928年达到1622291元。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40～242页。又在大阪商船与近海邮船共同经营的神基线（神户—基隆），1931年补助80万元，1932年72万元，1933年66万元。这些资金补助有效地支持了日本海运会社的运作，以国家的力量协助日本资本排斥了外国的竞争，紧密了日台间的经贸及人员联系。
第四部分对外贸易权的集中（2）
日据时期台湾进出口贸易权呈现出快速集中的态势。政府专卖商品方面，盐原先由在台日系资本铃木商店经营，后归大日本盐业株式会社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樟脑则从英商收回交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及铃木系的日本制脑株式会社；鸦片原料及烟叶输入也指定由三井物产独占。东嘉生：《台湾经济史研究》，东都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支店，昭和19，第117～121、124页。在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米是输日大宗商品，尤其是蓬莱米普及后更是如此。由于台米传统的输出历史，台湾土著资本贸易商也有一定数量的存在。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间，台湾米输出总量为3009312袋，其中18名台商输出1208831袋，而三井商事、杉原商店、加藤商会4家日本贸易商则输出1800418袋，占据了优势。其中三井物产台北支店台米输出量约占30％，时人称：“三井物产对台湾米开拓内地市场历来所作贡献之大，是米谷关系业者决不能忘记的事。”林进发并称：“三井、三菱、杉原、加藤四大商店执台湾米交易之牛耳”。《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91页。茶叶贸易在台湾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开港之后多为西方资本控制，日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外国洋行势力仍十分强大。据和记洋行1928年的调查，1927年茶叶出口中外资输出量为160960箱，日资输出量为33295箱，前者占压倒多数。参与茶叶贸易的洋行有和记、德记、义和、美时、隆兴、华利、惠利等，日资主要有三井、野泽组、三菱商事等。为了强化对台茶贸易的控制，三井物产合名会社在新竹州设立直营大茶园，自行出口，逐渐在台茶贸易中占据了主动。据估计，三井物产精制或收买的乌龙茶、包种茶市场茶年额为300万封度，三井合名会社制造的红茶200万封度，然后由三井物产向全球销售。台湾茶年输出量的1/4是由三井物产进行的。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58页。台湾本地资本在茶叶贸易中最据规模的是设立于1907年的陈天禄锦记制茶株式会社，1932年其实收资本金达50万元，年输出量为3万箱，曾被称作“台湾制茶界重镇”。但后来在资金、技术和日本资本的夹击下，经营逐渐陷于困难之中。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61页。台湾的煤炭生产以三井物产控制的基隆煤矿株式会社为主，三井物产并把持了台煤输出量的70％，贸易地区到达上海、香港、马尼拉等国家和地区。
在水果输出方面，香蕉输出早于1908年就已开始，输出金额仅次于米、糖，每年输出日本市场即达1000余万元。日台间香蕉贸易过程大致如下：台湾的生产者将青蕉担到市场卖给出口商（移出业者），出口商运至日本青果市场交予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专属仲买人，仲买人予以发酵后卖给小商店，最后到达一般消费者手中。这样在台湾香蕉生产者与日本市场之间便多了一道中间剥削者——香蕉出口商。他们一方面压低香蕉收买价格，另一方面收取日本批发商佣金，从中牟取暴利。为此，1915～1916年间，台中的张清扬等发起排除仲买人组织，以生产者为中心自行从事对日输出的活动。但这一行动遭到了中间商的强烈反对，加上轮船运输能力不足，自行运出的香蕉大批腐烂，蕉农损失惨重，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为了统合台湾的香蕉市场，台湾总督府筹划组织了由生产者、出口商和日本批发商、仲买人共同参加的台湾青果同业组合，号称“谋内地（日本）台湾交易关系者共荣共存”。组合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组合董事及监察人的任命须经总督认可。因此，该组合实际上是总督府和台中地方官厅控制下的半官方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间商的剥削，但组合本身又实际上给香蕉生产者设立了一个中间环节，只不过是由私人改变为组合而已。台湾香蕉生产者的反对声浪并未有所减低，1925年5月，雾峰、台中、员林等地香蕉业者举办了要求香蕉自由贸易的讲演会。6月26日，香蕉生产者自行将2000余篓香蕉运抵基隆码头等待外运。针对蕉农的行动计划，台中州知事本山文平和总督府殖产局长片山三郎决意采取压制措施，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秉承其意，拒绝装运，结果香蕉全部烂在码头，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芭蕉自由移出问题”。详见尾崎旦《台湾香蕉沿革史》（非卖品），东京，昭和4，第11～66页。上述可见，台湾的香蕉输出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半官方的台湾青果株式会社手中的，该会社得到了殖民当局的支持，被盘剥的是广大的蕉农。在其他领域，如三井物产还操纵着木材输出，日人中村一造为首的高雄鱼市株式会社掌握着水产品的贸易，三井、三菱、野泽组、安部辛商店（后为铃木商店）控制着台糖的输出。以上事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对外输出大权基本上都受控于日本资本，而日本资本则得到了总督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及保护。
在输入贸易上，情形也基本相同。由三井物产输入的有大陆东北的豆粕，外国及日本产的硫安、氰氨化钙、加里、调和肥料、调和饲料，供给台湾铁道、电力、制糖等会社的机械、材料、麻袋、水泥和市场需要的人参、各种食料品及其他杂货，成为岛内输入商中的巨头。三菱商事台北支店经营肥料、机械、大型电机、汽车等的输入，高雄支店则以进口重油、肥料为重点，另含机械、金属、水泥、草席及杂货。大山纲武：《台湾之实业与内地资本的动向——三菱财阀篇》，《台湾时报》昭和15年3月号。大仓商事株式会社台北出张所也经营机械、铁材、电工用品、机械油等进口。看来，掌握台湾进口贸易大权的依然是日本资本，其中又以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凭借雄厚的资本及殖民当局的扶持，而占据着优势的地位。
第四部分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上，出口商品构成变化不大，以米、糖、茶、香蕉、凤梨罐头和酒精为大宗，进口商品相对于日据前有相当大的改变，即从最多的鸦片贸易转为工业制成品，详见表3…1及表3…2。
与出商品集中的趋势相反，进口商品相当的广泛。占前几位的是肥料、纺织品、烟酒、铁及铁制品，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商品倾销地的作用在此得到显现。应引起注意的是肥料输入的大幅上升，随着蓬莱种的普及和甘蔗种植业的发达，对肥料的需求量与日俱增，1920年代中至1930年代中期，肥料成为台湾输入商品的最大宗。肥料的大量输入助成了以对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稻作农业及蔗作农业的发展，强化了日本殖民者对米、糖资源的控制，并使其得以在进与出两个方面影响和操纵台湾的农业经济。
倘若将台湾进出口商品划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进行比较，则可更进一步了解台湾对外贸易的性质。
显然，台湾出口商品的90％以上为初级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食品（其实就是砂糖及其副产品），平均占出口总值的80％。进口商品的70％为工业制成品，食品类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烟、啤酒等消费品，另外还进口部分东南亚大米，这大概是为了将较适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莱米尽可能地运到日本去。这种由殖民地提供初级产品而由宗主国提供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关系，反映出典型的殖民地贸易性质。
第四部分对外贸易地区构成
割台前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地区构成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甲午战前，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微不足道，贸易商品仅限于纺织品（1894年曾占进口洋布总额的498％）、火柴等。日据初期，台湾在最初的几年中仍然以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的贸易对象，1899年从日本进口额超越从大陆进口额，1903年对日出口额超过对大陆出口额，对日贸易才全面超过对大陆的贸易而占据主导地位。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的地区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AJ格来顿齐夫《台湾经济展望》，联华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译，生活书店，1945，第134～136页。参阅大公报馆摘译本《台湾经济生活》，1945，第72～74页。显而易见，日据时期台湾的对外贸易地区全方位的从祖国大陆转向了殖民宗主国日本，就是开港后曾经在台湾对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英、美等西方列强此时也烟消云散，在台湾贸易关系中的位置微不足道。
到了1937年，台湾对外贸易关系里，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32％，自日本进口占进口总额的863％，如此之高的外贸地区集中度，难怪美国学者格来顿齐夫称：“此数字于其他殖民地历史上，可谓绝无超越者。”AJ格来顿齐夫：《台湾经济展望》，联华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译，生活书店，1945，第137页。例如，印尼出口到荷兰1850年为783％，1930年为153％，自荷兰进口1850年为419％，1930年为168％；非洲中部（刚果）出口到比利时1928年为706％，1938年为807％，自比利时进口1928年为51％，1938年为46％，其余如英、法等国也从未达到如此之高的比例。参阅刘翠溶《殖民主义的经济面》，《经济学百科全书》1经济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第256页。
1937年之后的若干年内对大陆的贸易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东南沿海地带沦为占领区，加上与伪满洲国的贸易日渐扩大，因而出现了异动。如1937年对大陆出口额11834千元，1939年增至69960千元，进口额1937年为30474千元，1939年为36634千元，其中对广东出口增长幅度最大。AJ格来顿齐夫：《台湾经济展望》，联华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译，生活书店，1945，第134～135页。
台湾各类进出口商品的对日贸易依存度究竟是如何分布的？涂照彦做了统计比较，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台湾作为殖民地其之于宗主国日本的附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