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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514万元，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因在于酒专卖的实施。五大专卖品表3…16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21～1934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租税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酒专卖总计其他临时部台湾总
督府岁
说明：a《统计提要》为18065。
b为该年预算数。
c据《统计提要》1933、1934年同。
中，鸦片、食盐收入逐年降低，樟脑收入亦呈下跌趋势，唯烟、酒专卖收入持续增长，且后者的上升幅度更猛，从1922年的648万元增至1928年的1529万元，达2倍多，占专卖收入的29％，成为台湾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第三大财源。可以说，酒专卖的实施是台湾总督府因应财政困境的重要砝码，而专卖收入成为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91页。
本期总督府岁入临时部中公债款数，1921～1931年间计23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1923、1924年度分别出现700万元及320万元的借款，这是在以前的财政收支表中的未曾见的，所借款项来源与用途不得而知，它表明总督府财政状况确实出现支绌的局面。
台湾的财政支出继续呈现膨胀状态，岁出总额在1927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34年达到了11222万元。前期铺开的建设摊子无法压缩，新的项目又亟待资金挹注。
各类经费所占比例与前期相比并无改变，但事业费支出在本期有较大的波动。1921～1922年呈上升状态，1923～1926年则急剧下降，1927～1930年再度上升，1931～1933年又再下降，1934年始又回升，财政收支的不稳定性凸显出来。
五财政的恶性膨胀时期（1935～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台湾财政也进入所谓的“岁计膨胀”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外，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将台湾纳入其战争体制的轨道，诸如军事费的征收、防空设施的加强、为建设南进基地而进行的生产扩充、重要军事物质生产的确保、统制经济的实施等等，促使台湾总督府逐年编制了庞大的财政预算，1942年与1937年相比，5年间预算膨胀了5倍。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299、313页。以1942年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内容来看：教育经费1764万元，占4％；产业关系经费7502万元，占17％；铁道事业经费7300万元，占17％；递信事业经费1844万元，占4％；土木事业经费1852万元，占4％；营缮事业经费680万元，占15％；警察司法关系经费2078万元，财务处关系经费14833万元，占35％；其他一般行政经费3684万元，占8％。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3～314页。
第四部分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2）
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庞大的财务关系经费，细分其中内容，则专卖事业经费占7083万元，其余有临时军事费4656万元，国债719万元，第一、第二预备金1420万元，恩给负担金580万元，真正用于台湾财务上的只不过373万元。也就是说，除了专卖、财务经费，实际上有7376万元是贡献给日本一般会计的。因此，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序列分别为产业关系经费、临时军事贡纳金、铁道事业经费和专卖事业经费。产业关系经费的持续增长是由于“为使台湾作为帝国的兵站基地真正有助于南方政策，最急要的事项在于促进台湾的工业化”。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7页。主要功能在于扶助各类军需工业的发展。铁道事业经费的猛增，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南进扩张后，对台湾铁路的迅达有了更高的要求，“痛感增强铁路的绝对必要性”。一般行政费用的上升，主要出于防空、军事救护等经费的激增。总之，本期台湾财政属于战时财政体制，一切围绕着确保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努力，在财政支出上体现了浓厚的朝战争相关费用倾斜的色彩。
本期财政收入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租税收入的飞速增长，就绝对金额来看，1943年是1937年的近5倍。1937年，台湾创设“台湾北支事变特别税”，一年内上缴日本一般会计170万元。随后，日本议会第73次会期通过临时军事特别会计预算，总额485000万元，也要求台湾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以‘财物’向国家奉公”。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支那事变特别税令》、《台湾临时租税措置令》等一系列增税法令，仅1938年度就有370万元，除少量增税费外，全部归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年还增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这一时期台湾的增税范围包括所得税、利益配当税、公债及社债利息税、法人资本税、砂糖消费税、临时利得税、骨牌税、印纸税，同时新设了物品税、通行税、酒类出港税、入场税及特别入场税、建筑税、游兴饮食税、特别法人税、清凉饮料税、广告税、马券税等等，战争带来的对台湾民众的搜刮愈益加重。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其次，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税制中直接税占了很大的比例，所得税、配当税、临时利得税及特别法人税等征自集团法人的税收增多，日本人及其会社、商店可以逍遥于赋税之外的时代开始结束，这可说是台湾财政政策的一大改变。
卖收入是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其三，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支出一直是重点项目，日本殖民者为掠夺台湾富源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遗余力，只是在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战争影响而有所改变；其四，财政基本上取之台湾用之台湾，关于这一点，一般的殖民地财政若有盈余（或即便没有盈余）也必须为宗主国财政做贡献。台湾自1901年后每年财政都有一定的盈余，多者占总督府岁入的28％，少亦有10％～12％之间，完全有能力为日本中央财政做奉献。但为了强化台湾基础建设并补助、奖励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开发与掠夺，财政资金运用更着重在台湾岛内的发展项目上。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除了被征入伍战死者外，还付出了很大财物上的贡献。据统计，1937～1944年台湾地区战争税收入约31402万元，均被拨入日本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加之上年度剩余金中也有一部分必需缴入日本一般会计内的军事费，该项费用1936～1944年间达7395万元。换句话说，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人民身上公然掠走的战争费用就达近4亿元之巨。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46页。
结束本章之前，再来看看台湾殖民地时期的鸦片问题及其与台湾财政的关系。鸦片传入台湾始于明朝末年，清代已与赌博一起并称为台湾的两大弊俗。近代开港后，鸦片成为台湾对外贸易输入的最大宗，贸易量从1864年的99700斤增至1894年的390900斤，增长了4倍。刘明修：《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山川出版社，东京，1983，第9页。难怪李鸿章要警告日本人台湾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严禁日本人吸食鸦片，对于台湾人，依后藤新平的建议，采行渐禁政策。时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的后藤在《有关台湾鸦片问题之意见》中提出：鸦片应实施政府专卖，岛内设置鸦片特许药铺，允许特定吸食者购买，如此一来政府可从中收取税收，加上鸦片输入税，合计可得240万元以上，以之充实卫生费用，此为以毒攻毒之策也。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59～60页。这一收入对苦于财政困境的日本殖民者来说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随着鸦片渐禁政策的实施，鸦片购买吸食特许者1897年为50597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1％，1900年增至169064人，占总人口的63％，反有增加之势。1900年后逐渐减少，但直到1909年仍有10万人以上，1919年内才退回到日据初期的水平，以后则呈下降的态势。
在台湾殖民地财政史上，专卖收入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日本殖民者为实现台湾财政独立而进行的努力中，鸦片专卖收入更是举足轻重。1899年鸦片收入占专卖收入的比例达78％，直至1918年仍达到35％。在台湾殖民地财政史的第一阶段（1896～1904年），台湾财政收入中，鸦片收入的比重可由表3…20所列数字清楚地体现出来。
上表显示了鸦片专卖在日据初期台湾财政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使人联想到，日本殖民者吹嘘的所谓财政独立，难道不是建立在损害台湾人民的身心健康而由肮脏的钱财支撑起来的吗？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的兴起（1）
20世纪10年代中至3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出现了一股民族运动的洪流，猛烈的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架构。这一运动以争取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以建立有殖民地地方特别立法权和预算权的台湾地方议会及谋求台湾地方自治为主要政治诉求，属于非暴力政治抗争。在这里，有必要对民族运动一词予以界定，民族运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朝鲜，是高丽民族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印度，是印度民族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台湾，虽然斗争的性质与其他殖民地是一致的，但台湾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它自身的特殊性。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是从中国大陆移居的汉民族及当地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就决定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实质，乃是在台湾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日本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台湾民族运动由留日学生的政治运动为先驱，返回来引导台湾岛内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次运动的广度和深度是台湾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伴随着民族运动并生的思想启蒙活动，则唤醒了整整一代的台湾人。如果说台湾社会经济结构是日本殖民者以强制手段促使其被动近代化的话，那么，台湾人民则通过其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发动，达成了自身思想意识的主动近代化，这恰恰是日本殖民者所不愿看到的。
台湾抗日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895～1904年为第一期，这一时期全台各地抗日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蓬勃开展，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大规模武力对抗，它基本上是前一阶段反割台斗争的延伸。1905～1915年为第二期，此一时期武装斗争依然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但规模较第一期远小得多；如果说第一期的抗日运动可称为武装斗争的话，那么第二期的抗日运动则归属于武装暴动，其性质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期的末段，非暴力的、带有近代政治斗争色彩的合法斗争，已经初见端倪，抗日运动正从反体制的激烈暴力斗争向体制内改良的温和斗争转变。1916～1936年为第三期，也就是本章将着重展开论述的时代，在台湾近代史上，它往往被单独称作民族运动时期，以有别于其他各期的抗日运动。
1910年代发端的台湾民族运动，其兴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台湾本地民族资本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繁荣，给台湾经济一定的刺激，大租权改正后，由于取消了大租户的土地所有权，确立了小租户的土地所有权，获得补偿的大租户们不少投资于近代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批新的民族资本家逐渐成长起来，但由于在殖民地社会背景下，他们面临日本殖民当局、日本资本的经济、政治压迫，被迫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要求有一定的参政权。其次，殖民地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台湾本地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优秀分子接受了世界新思潮、新文化的洗礼，具有政治敏感性，他们首先起来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和总督专制制度，这一斗争在日本首都东京发端，后来传入岛内，与岛内的反日力量汇合成民族运动的洪流。第三，早期武装斗争的失败，逼使台湾先进分子寻求一条与之不同的新的反抗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