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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两翼。
第七部分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3）
在国家政策层面，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将南进列入了国策，台湾作为南进的桥头堡，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所高度重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切断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同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打破美、英、中、荷组成的ABCD包围圈，实施所谓的南方作战，台湾成为对南方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军内还成立了“热带作战研究所”，专门就在南洋热带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和试验。台湾军第48师团为适应南方作战进行了相应的装备更新，随时准备出兵菲律宾和爪洼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空军就利用台湾的机场猛烈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台湾总督府还配合日军向福建、广东、海南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日占区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队和后勤支援团体。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1）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由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6页。。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显然，针对台湾人是汉民族这一特性，在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台湾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们拥护日本帝国的国策，支持其战争政策。同年9月30日，总督府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运动在全岛铺开。仅以“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动：
（1）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刷新社会风气，顺应时局。
（2）国民精神振兴周：明征国体本义，体现日本精神。
（3）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次强调周：显现肇国精神，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实施国民训练。
（4）国民精神总动员健康周： 健康报国。
（5）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祈愿武运长久，强化时局生活实践。
（6）国民身心锻炼运动：体育锻炼，集体劳动效力。
（7）国民精神总动员金报国运动：强调经济战，要求人民将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强化周：慰灵、祈愿，强化邻保关系，教化小国民。
此外，还刊行各种资料，开办讲演会、讲习会、协议会和巡回宣传等，以收“真正举岛一致之实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内容出现，其实质不外乎试图“将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41页。。同时挑唆对大陆人民的敌视心理，试图转变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向心力。
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10月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于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日本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600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日本人号召：“六百万岛民，不问其种族、宗教、生计如何，浑然融合，尽量减少摩擦，抛弃一切对立观念，形成‘台湾一家’，以举万民翼赞之实。”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6页。
皇民奉公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总裁由总督兼任，中央本部长由总督府总务局长任之，中央设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各部，地方州厅设支部、市郡为支会、街庄为分会、区部类落为区会、部落会，最末为奉公班，各级组织由各该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因此，皇民奉公会与总督府行政系统是完全重合的，赋予运动以强烈的官办色彩。这显然有利于总督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系列思想及物质动员，同时也为其统治的强化，增加了又一重有效的统治网络。事实上，当时的各种征税、征兵、宣传、动员，都是透过皇民奉公会系统的基层组织进行的。作为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报国挺身队、勤行报国青年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未婚女子桔梗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成立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因此，组织上的强化是后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一大特色。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2）
与前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同，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皇民奉公运动规约》明确指出：“本运动为台湾全体岛民的臣道实践运动”，《皇民奉公运动实践纲要》要求：“本岛六百万同胞与政府表里一体，确立合作关系，展开臣道实践这一国民运动，竭尽奉公之诚”，重点为训练、增产和“台湾一家”的后方生活三大目标。
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对皇民化运动曾描述称：中川健藏总督时代（1932～1936年）的民风作兴运动是皇民化运动的先声，小林跻造总督时代的皇民化到长谷川清总督时代的“皇民炼成”，则标志着皇民化运动从精神运动向实践运动的发展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55页。，当然这一直延续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在于首先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的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然后再利用台湾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并乘机加大搜刮台湾富源的力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殖民者处心积虑的摧残当地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人的大日本皇国精神灌输，以图将台湾人民扭曲成为“畸形的日本人”。作为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推行日语。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一种语言的获得，伴随着对该语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维方式的认同，而“由支配者给与的语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则变成了奴隶的语言”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79页。。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为中心进行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调：“我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的彻底使用。”“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7页。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殖民者就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1937年3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台湾新民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在4月1日废止汉文栏，而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台湾军参谋长荻州立兵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废止汉文，还亲自召见《台湾新民报》主笔林呈禄、专务罗万伡强硬要求尽速实施。 何义麟：《战时台湾媒体之语言使用问题》，收入台湾史研究部会编《台湾之近代与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名古屋，2003，第241页。虽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不一定全面禁止任何场合均禁用台湾当地语言，但一些地方还是发布了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不得使用非日语语言。如花莲厅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郡三星庄设立不学日语征收过怠金规约。有人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对于不解日语者，在买车票时就曾遭鄙视道：“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等。” 志华：《中日战争下的台湾》，《台湾先锋》1940年3月号。甚至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与此相适应，日本殖民者还大力强化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专门拨款资助，倾全力于日语普及。1936年日语讲习所2197处，学生13179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1735处，学生73415人《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1940年前者达11206处，学生547469人，后者4627处，学生215794人《台湾年鉴》昭和16，第144页。，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43年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台湾人就学率从1942年的64％增为当年的85％，1945年预计为90％。学校一律讲日语，说一句台湾话罚金一钱。战争末期更是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类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同时，总督府对原住民也毫不放松地进行日语普及活动，1939年原住民地区日语讲习所265处，学生17921人，日语普及会11处，会员415人。在奖励措施方面，所谓的“国语家庭”政策被努力推广。当时一个家庭要成为“国语家庭”须向官方申请，经核查该家庭全体成员确只用日语，再由官方认定为“国语家庭”，在其门前刻“国语家庭”或“国語の家”字样。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小孩比较有机会升学，就业上政府机构优先聘用。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1～52页。至于历年日语普及程度，据台湾总督府调查，情形有如下列 据《台湾事情》昭和14～19各册统计，1944年数字见王育德《台湾》，东京，弘文堂，昭和39，第133页。另据报道，1943年解国语者达80％，见周婉窈上揭书，第49页，供参考。：
由此可见，为推行日语，日本殖民者花费了不小的心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3）
第二，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人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与大陆闽粤沿海地区基本相似，台湾文化实际上是大陆闽南、粤东文化的延伸。然而，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竭力压制当地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七七事变”后，更变本加厉，试图以日本文化来取而代之。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他们推行神社崇拜，在各地修建神社，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男女老少均需敬神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