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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精神的培养及日语的普及是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从所谓芝山岩“国语传习所”开始，到后来的国语普及会、研究会乃至各个社会团体，都以日语普及和日本国民精神涵养为其基本导向。例如桃园兴风会在其纲领中写道，该会的宗旨为：“一、振兴母国（日本）国风；二、驯致内（日）台人间及街庄内共同和亲之美风；三、奖励国语（日语）、厉行习得母国礼仪作法及其他国风。”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台北，昭和14，第102页。这显然就是个典型的殖民地教化团体。
台湾总督府在文教局社会课内设社会教育系，总体负责全岛社会教育。地方上，各州内务部教育课设社会教育系，厅、郡也有同样的机构设置。在社会团体方面，据1919年的调查，与普及日语相关的社会教育团体即有国语普及会、夜学会、研究会、青年会、妇人普及会、妇人修养会等等887个团体，会员44302人，分别借公学校、民宅、保甲事务所、庙宇等处进行修身、日语等教育活动。山根勇藏：《台湾的国语普及设施》，《台湾时报》大正9年4月号。据1937年总督府《台湾社会教育概要》所载，台湾的社会教育有以下主要机构或团体：
国语普及国语讲习所、简易国语讲习所、全岛国语演习会、国语普及广播放送、国语普及功劳者表彰、爱护章配布、国语普及读物刊行 。
部落教化部落教化团体、强化委员会、部落集会所。
青少年团教育青年团、女子青年团、中坚青年养成设施、青年辅导教育、青年训练所、少年团。
一般社会教育一般教化及修养团体、民众体育、电影教育、广播教育、情操教育、教化强调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常设观览设施等等。
学校教育是台湾教育事业的主干，它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日本殖民统治初期，为了尽快达成与被统治者的沟通和建立有效的治理架构，台湾总督府曾经要求部分殖民地官吏学习台湾当地的语言，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将台湾人子弟招收到学校进行由殖民者按既定目标设定的系统教育才是殖民统治长远发展与稳固的必由之路。因此，以台北芝山岩学堂为嚆始，台湾的殖民地学校教育逐渐开展起来。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2）
初等教育日据初期，日本人即开办了国语讲习所、国语学校，进行日语教学。1898年，台湾设立公学校招收台湾人儿童，设立小学校专收日本人儿童，原住民儿童则进入“蕃童教育所”。据《台湾公学校规则》，公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使台湾人儿童精通日语，并培养作为一个日本人应有的性格。其所设置的课程中，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时占总课时的70％～80％，普及日语为其主要目的。日本殖民者称：“国语（日语）为我国民精神之所在，其与修身一道，在国民精神培养上须占特殊的地位。”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台北，昭和14，第319页。小学教育则尽量向日本国内标准靠拢，同时依据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课程，以培养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1922年随着《台湾教育令》的颁布，初等教育实施日台学生共学制，台湾儿童中懂日语且适应小学教学者，依一定条件得入小学校学习，日本儿童希望入公学校学习者亦许之。1944年，取消公学校、小学校的区别，统一改称国民学校，从而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日本人自诩的“内（日）台如一的教育制度”。 梁井溥三：《文化南进基地台湾的教育新体制》，《跃进台湾大观》（四编），中外每日新闻社，东京，昭和17，第35页。据统计，1918年台湾拥有公学校、小学校541所，学生128436人，1939年957所，592990人，1943年1074所，862674人；适龄儿童就学率，台湾儿童从1917年的13％提高到1943年的71％，日本儿童从1917年的95％提高到1943年的99％。相对于同时代的祖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的普及率是相当高的。
中等教育最初台湾的中等教育是为适应在台日人的升学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在第四附属学校设中学科，1907年正规的中学校方告诞生，分别是台北中学校和台南中学校。两校专收日本学生，台人子弟入学无门。家境较殷富或获资助者，大多远涉日本留学。为此，台湾士绅呼吁给予台湾人更多的受教育权力，并酝酿在台中自行设立中学校。出于统治安定及方便控制考虑，台湾总督府接手办理，由台人出资设立中学校，收台湾人子弟入学。学校采取日本式管理，目的在“使学生获得作为日本国民所必需的知识”。女子中等教育初期亦附置于中学校中，1909年后独立为高等女学校，收日人女生。对台湾女生的教育则另设附属女学校进行，1919年方专设高等普通学校招收台湾女生，其宗旨仍为日语的熟练和日本国民性格的培养。1922年后，中等学校实施共学制，从此日台人中等教育双轨制取消。
日据时期台湾中等教育的特点是，在教学内容上侧重于台湾地方的需要，亦即课程设置安排了许多实用性的科目，尤其是对台湾本地学生，总督府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升学，而是力图将台湾学生引导到服务于社会的方向，以满足殖民地建设对中低级人力资源的需求。该时期台湾中等教育的发展，从以下几个简单的数字即可得以说明：1918年有中等学校4所，学生1843人，1939年为34所，18684人，1943年发展到44所，27165人。
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早期附属于国语学校中，称国语学校师范部，其中又分甲乙二科，甲科收日本学生，乙科收台湾学生。1899年独立的师范学校方建立，办学宗旨是培养一代尊崇日本皇室，富于日本精神的教师。换句话说，日本殖民者试图首先将为人师表的师范学生训练成日本帝国的忠实臣民，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和训导下一代台湾儿童，以达到同化的目的。随着共学制实施后，在修业年限、课程编制等方面，日台学生的差别逐渐取消。但是，小学师范部与公学师范部的区别依然维持着，日本人可以进入公学师范部，台湾人则不能进入小学师范部，即日本人毕业后有权教育台湾人，而台湾人毕业后没资格当日本人的导师。它显示，日本人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是不容挑战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只限于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中等以上学校师资均来自日本国内或是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的台湾人方可担任。1918年全台共有师范学校2所，学生908人，1939年为4所，1748人，1943年为3所，2642人。
高等教育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总督府医学校、农林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等专科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成立于1899年，1919年改名医学专门学校，1936年后附属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负责培养服务于台湾本地的医学人才；台湾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创立于1919年，分为农业科和林业科，1922年改称台湾总督府高等农林学校，后附属于台北帝国大学；1919年台湾总督府高等商业学校开办，最初专收在台日人，1922年后亦收台湾学生；工业学校设于1931年，目的为适应台湾工业发展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在岛内外曾有过一番争议，赞成者认为台湾地理上接近华南、南洋，利于对该地区进行研究以配合日本南进的需要，反对者在日本人一方是惟恐台湾人接受大学教育会对日本统治带来威胁，日本殖民者考虑到台人转赴日本或大陆求学反而不易控制，故同意开设。《台湾民报》曾揭露说：“台湾人近来的向学心日渐增加，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愈迫切，然而台湾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者的要求，所以多数的台湾学生不得不跋涉重洋到内地中国或外国去留学。对此现象当局者以为于统治上不便当，为欲阻止台湾青年的岛外留学，于是乎着意于台湾大学之建设。”《浪费的台湾大学》，《台湾民报》昭和4年3月17日。文中《台湾民报》未将中国列为外国，颇值得玩味。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创办，内分文政学部和理农学部，后增设医学部及工学部，为一综合性大学。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3）
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教育机构逐步完备，日台人教育实施分而治之的双轨制，此为创始期；1922～1941年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中等以上学校实施日台人共学制，此为发展期；1941～1945年随着公小学校区别的取消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近代化教育体制已在台湾形成，此为成熟期。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等教育获得了普及、教育体系逐渐完备。此外，民众的教育意识也提高了（台中中学校事件即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点）。研究结果显示，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1922年为292％，1935年415％，到1943年则提高到658％。赖建成：《日据时期台湾的合作经济制度》，《清华学报》新18卷第2期。然而，日本殖民者发展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是为了培养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在初等教育方面，他们要普及的是以日语和日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同化教育。日本人意识到：“凡得国须得民，而得民须得人心。若欲得人心，首先，非得借沟通彼此思想的语言工具之力不可。”参见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日语运动初探》（上），《台湾风物》第37卷第1期。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亦称：“台湾教育始终不渝之目的为国语普及”，“以普及国语作为台湾教育之根本，理由如下：第一，作为沟通用语；第二，作为发展文化必备之工具；第三，作为同化之必要手段”。故而他明确表示：“设公学校的目的，乃为普及国语。”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昭和18，第122页。在中等以上学校，正如总督儿玉源太郎所言：“教育不可一日忽视，然而徒为灌注文明，养成偏向主张权利、义务之风，将使新附之民，陷于不测之弊害。”宿利重一：《儿玉源太郎》，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8，第335页。即从殖民地基层行政和经济榨取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训练一批既可资利用又不会妨碍殖民统治安定的中下层人才。日人主张：“将来台湾土人教育之至当措置为，以产业上之技能教育为主，低度之普通教育为从，尽可能不施高度之普通教育。”参阅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制度发展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台湾近代史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0，第160页。《台湾民报》揭露：“‘凡统治殖民地的原住民族，须使他们无学文盲为安全。’这句话不但是后藤氏和东乡氏的所见，恐怕是殖民地领有者的共通心理。”殖民者的策略是“专重言语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教育言语为殖民地教育大半的职务，专造通译的教育法，或专注重手艺养成杂役，而防压政治、思想、社会、文艺方面的启发”。《排斥愚民教育要求人格教育》，《台湾民报》大正14年11月22日。
在殖民地台湾的国语教材中，以第三期国语读本为例，日本历史、文化、地理及天皇关系、爱国（爱日本）教育的内容占57课时，实学知识和近代化知识占68课时，台湾事物占67课时，道德教育占46课时，劳动者占6课时，中国事物占最少的5课时。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226页。实学教育的兴盛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对日常生活和科技知识的了解。如课文中有金龟子、动物的保护色、星星的故事、森林、气象及诸如母亲教儿子节约用水等等内容，符合福泽谕吉主张的“普通日用”知识。台湾乡土课程有台湾动植物、乡村景观、乡间生活、产业与物产、地理景观与名胜、台湾相关人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乡土事物的内容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截取了台湾乡土的静态的横断面，却看不出其历史的由来与脉络。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追溯历史必定要论及台湾人的原乡，论及台湾人的汉民族的历史传承，这对日本殖民者推行的同化政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与此相对应的是横插进了日本历史的教育，如除蟒蛇（素签鸣尊除八岐大蛇的故事）、仁德天皇、伊藤博文、奈良大佛、日本海海战等等。因此，“台湾学童学习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