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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4）
修身课是仅次于国语课的重要教学内容。所谓修身，就是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塑造和培养的过程。修身课的基本趣旨为：一、国民精神之涵养；二、顺从；三、诚实；四、勤劳。其中又以国民精神之涵养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道德教育外，日本殖民者重视的是对台湾人的日本帝国臣民及天皇子民的教育，以“尽忠天皇、崇敬皇室、信仰神道、讲国语”为其具体内容。相关的课文有天皇陛下、国旗、台湾神社、明治神宫、教育敕语、日本皇室、忠君爱国等等。列入教科书的历史人物，也是以日本人占绝大多数，除了天皇与皇室人物，在第二期教科书上罗列的33名历史人物，有31名是日本人，如盐原多助、伊能忠敬、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只有吴凤和曹谨是台湾人。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30页。也就是说要向这些日本的所谓楷模学习，让台湾人理解日本人、学习日本人，最后将自己改造成为日本人，这才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教育的最大远景目标。
与上述目标相适应，日本殖民者在台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切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除了限制海峡两岸的人员来往和物质、文化交流外，教育也是日本殖民者实施“将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政策的一个关键领域。学校课程设置、教科书编纂等主要围绕着同化台湾人而设计，“教育敕语”更谆谆告诫学生“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教育论”的再认识》，《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各类学校规则均对台湾学生进行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日本国民精神及日式礼仪规范的教育，日语更是同化教育的核心。1922年后，公学校增设了日本历史课，日本殖民者毫不掩饰地说：“历史是人类进展发达的轨迹，反映了国民活动、文化发达之因果过程，通过对它的了解，可知国体的尊严，获得传统的国民精神，本科新设之理由，是使台湾人了解作为帝国臣民的名誉和幸福，以资造就真正善良的日本人。”嘉义市玉川公学校编《嘉义乡土概况》，昭和8年油印本，第286页。矢内原忠雄指出：这种教育方针是“欲以教育的力量同化台湾人及先住民”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76页。，总督府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即明言：教育是“为了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为目的”。《帝国议会贵族院委员会速记录》（明治篇26），第27回议会，明治44，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62，第127页。东乡实亦称：“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东乡实、伊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1916，第416页。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体制下的台湾人（1）
作为殖民地被统治民族，台湾人民遭受着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向来台湾的教育政策有两面，即对内地人（日本人）采用积极的教育，而对台湾人实行消极的教育。”《教育普及运动》，《台湾新民报》昭和5年8月23日。在初等教育中，专收日本人儿童的小学校相对于专收台湾人儿童的公学校，师资力量较强，经费较多，1920年代初，小学校有资格教员占教育总数的709％，公学校只占425％；小学校教员薪金平均1099元，公学校教员薪金仅604元，相距达495元之多；小学校平均每个学生拥有教育经费67元，公学校学生为36元，后者只有前者的537％。“台湾人比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受着‘贱价的教育’的事实，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76页。教育程度的差别也一直存在，即使到取消公小学校区别的国民学校时代，仍有适用于日本人的第一课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二课程表之分，前者程度明显优于后者。同时，在台日人与台湾人儿童就学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就在日本据台22年后的1917年，台湾人适龄儿童就学率男子为214％，女子为37％，平均仅131％，而日本儿童就学率男女分别为955％和946％，平均为951％。到1936年，台湾儿童平均就学率艰难的上升到438％，日人则高达994％，二者相去甚远。
在中等学校，以1930年代初的统计可见，小学校毕业的日本人约4500余名，进入中等学校的有2000多名，约占半数。公学校毕业的台湾人25000余名，进入中等学校却仅有1000余名，占1/20不到。“台湾人的初等教育极其不备，而且中等学校入学试验程度又以小学校为标准，故公学儿童当然不能与小学儿童竞争。”《台湾人中等教育的危机》，《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18日。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设计下，台湾人要获取更高知识的愿望如此难以达成，无怪乎山川均会说：“就多数的台湾人说，中学校的门户，事实上是封锁住。”山川均，上揭书，第77页。
在高等教育上，日本学生占了绝对优势。日本人内心深处，并不希望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从荷兰、印度的例子中已经反映出被统治者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提高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共学制实施前，台湾人在医学、农林、商业各专门学校学习，其程度虽较日人系统的医学专门部、高等商业学校为低，但毕竟有相对独立的系统。共学制实施后，表面上台湾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却造成高等教育由日本人独占的有利条件。中等教育入学比例台湾人已处劣势，程度又较低，升学考试相当不利，除医学专门学校和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我们看到了台湾高等教育的畸形构成，以下仅举数例：1928年，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有日生338人，台生70人；台中农林学校日生94人，台生5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49人，台生6人；1937年，台南工业专门学校日生178人，台生29人；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日生229人，台生23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128人，台生59人；1941年，台中农林专门学校甚至出现日生160人，而台生仅1人的情形。《台湾民报》就此尖锐抨击道：“将台湾人所负担的租税，建设维持学校，然而受教育的恩惠的学生，不但是以收容在台的日本学生为主，甚至每年由日本内地大批移入学生。如此使台湾人负担经费，而教育由内地移入的学生，此岂非明了的教育的榨取。”《打破榨取的教育政策》，《台湾民报》昭和2年9月25日。
日本在台湾建立的殖民地教育体制，从主观上讲，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并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以利于殖民榨取机关的运作；从客观效果上看，也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打开了台湾人的眼界，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前者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违背，势必引起民族主义的反抗浪潮；后者有助于增强自身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提供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机会，故台湾人也部分地给予接纳。
招致台湾人民强烈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殖民者对汉文的压制政策。日据初期，为了对抗地方传统书房的影响以将学童招徕到公学校学习，总督府对公学校的汉文教育曾采取宽容的态度。1904年公学校规则颁布后，日语教学开始逐渐占据压倒的地位。1922年新教育令实施后，台湾学制进一步日本化，汉文改为选修课，升学考试必须用日文进行，青少年一代懂汉文的人越来越少，台湾同胞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说：“汉字本来是世界上最深奥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学生时代既没有受过汉文教育，那里会懂汉文的理义。汉文这样难懂又没奖励的机会，所以我们台湾的兄弟自二十年来已经废弃不惯了。噫！我想到这个地方，泪珠儿直滚下来了！”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6页。于是，文化协会、民众党等民族运动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振兴汉文汉字。《台湾民报》积极推广白话文，介绍大陆作家作品，他们呼吁在学校恢复汉文为必修课，增加教学课时；文化协会组织了汉文委员会，研商普及汉文方策，开办讲演会、研究会、编辑汉文教科书，民众党纲领中则写进“公学校应以汉文为必修课”的主张。此外，分布各地的读报社还组织民众阅读祖国大陆报纸，中央书局、文化书局大量进口中文书籍以满足岛内的需求。总之，“汉文保存，乃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一大眼目”。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6页。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体制下的台湾人（2）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殖民者在发展台湾教育事业时，着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刺激台湾人的政治觉醒，故在高等教育领域处处限制台人。事实与殖民者的愿望相反，新一代台湾知识分许多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前内阁拓殖局长滨田恒之助不得不叹道：“台湾总督府为本岛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打开了本岛人的眼界，结果，反而培养出对日本统治带来不利的人。今后对本岛人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这种人将越多，日本的统治便愈益增加不便。这样，总督府处心积虑，最后却酿成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滨田恒之助：《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第644～645页。叶荣钟、蔡培火、蒋渭水、黄呈聪、连温卿等等，即是此类令日本人头痛的人物。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败的。
不过，致力于推动地方自治的稳健派人士的教育诉求，与祖国派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荣会夜学会即较具代表性，其教学科目为国语（日语）、汉文、法律、农业四项。日语请公学校教员授课，按草屯自治运动领导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语便无法有效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语；汉文是台湾人自己固有的文字，应学习中国白话文，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学习是为了根治台湾人的“奴隶根性”，促其政治的觉醒；农业科则是学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 驹込武：《抗日运动中的教育要求与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这里，台湾人对日本人带来的新式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适应模式，他们既要求学习汉文来确保民族性不致失坠，又试图通过掌握日语在既存的架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子，并以此为工具向统治者发难，要求政治权力。
就绝大多数普通台湾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追随民族主义者研习汉文，自愿参加各类讲习班、研究会，阅读汉文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在日语普及运动的影响下，又不能不参与学习日语，尤其是日据后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日语关系到他们的入学、升学、求职、升迁乃至事业经营、人际应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处殖民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况日语还是他们获取新知识，睁眼看世界的途径。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闽南语、汉文之外多一种语言技能，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民众数量逐年上升，尽管在熟练程度上不尽如人意，毕竟日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是台湾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台湾人被动地掌握了日语，这丝毫不代表他们在思想上也认同了日本，相反，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心情，由台中庄遂性的一番话表露无疑：“我在国外和异民族相处时，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国人相处时，则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台湾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