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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画坛。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由于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强化而趋于恶化，主要的民族运动团体皆遭镇压。一些民族运动家开始尝试介入不怎么敏感的美术领域曲线开展民族抵抗斗争。自上海返台的张深切主张“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此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和发行《台湾文艺》即其表现之一。在美术界，颜水龙认为：“日人的缺点，是他们所画的画，多是要展览而画的，我们应该多画一些富有生活内容来表现作家的个性才是。”强调台湾人的特性而不是为能参加几次画展就沾沾自喜。1935年3月，台阳美术协会举办首回展出，在他们的绘画理论中，开始着力思考台湾绘画的民族性问题，陈澄波就这样说道：“我因在上海居住期间（1929～1933），获得研究中国画的机会。中国画中有许多好作品，其中我最欣赏倪云林、八大山人的作品。——近年的作品大致受这两位的影响。并有排斥西洋的意思，但东洋人也不必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洋画吧！——以东洋的色彩与东洋的感受来画出东洋风，岂不是很好吗？”有人评论说，“他以中国画取代西洋，也取代日本的洋画风，正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表现。”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5）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也吸引了不少日本国内的文学家，他们到台湾采风创作，留下了不少的殖民文学作品，而殖民统治者为了宣扬殖民地施政的成功和政绩，也需要这些作家为自己鼓吹呐喊。台湾总督府就为此邀请了部分作家到台湾访问，以效仿朝鲜总督府通过作家作品在日本国内造成的对殖民地予以关注的积极反响。在日据时期的殖民主义作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大正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与中国著名作家田汉、郁达夫有较深的交往，并且十分关注鲁迅的作品，将其介绍到了日本。人们评价佐藤的作品是“诗与批判的共存”，充满“旅愁、幻想、异国情调”。《桥爪健和岛田谨二的评价》，见藤井省三《大正文学与殖民地台湾》，收入《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1920年他应在高雄开业牙医东熙市的约请到台湾游历，创作了反映台湾的小说《女诫扇绮谭》，对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以深深的关怀。作品最初发表在1925年《女性》杂志5月号，第二年由第一书房发行单行本，1936年作品集《雾社》在东京由昭森社出版发行，《女诫扇绮谭》亦收入其中。在这部作品集及以后发表的小说《魔鸟》中，佐藤对殖民地原住民给予很大的同情，隐晦的批评了殖民当局的所谓“理蕃政策”，说出了同为殖民者的一些在台日本人不敢说的话。
佐藤春夫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南方风情，引起了日本国内不少青年一代对台湾的关注和向往，如中村地平就是在他的作品影响下报考了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来到台湾，并在台湾开始了自身的文学生涯。1941年发表了他的作品集《台湾小说集》（墨水书房，1941年9月），在后记中他写道：“南方乡愁、南方憧憬、对南方的爱，是我一身不变的。”他的作品《南方邮信》曾获得芥川文学奖提名。河原功：《中村地平的台湾体验——其作品与周边》，《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第94页。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大鹿野（1898～1959），其初期作品中有不少以台湾原住民为题材的作品，如《タシタカ动物园》、《蕃妇》、《野蛮人》、《欲望》、《山地的人们》、《森林》等等，并以《野蛮人》获“中央公论”奖从而奠定了其作家的地位。河原功：《大鹿野《野蛮人》的告发》，同上。
殖民文学是由殖民宗主国作家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新领土”的猎奇性的描写，向本国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新鲜的异国情调的画面。由于他们来自殖民宗主国国内，又大多是自由主义者，容易以较为超然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发现殖民主义的弊端和殖民地民众的苦楚，对殖民统治提出批评，对殖民地人民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些殖民文学作品中的批评也只仅限于为改善殖民地统治提出期待，并没有否定殖民主义制度本身。
第九部分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1）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台湾是依据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已经从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马关条约》规定的两年选择期过后，台湾人也从中国人变成名分上的“日本臣民”，到祖国来定居或经商者，被称作台湾籍民，大陆人民到台湾，却称作华侨。再者，由于台湾为日本所占有，日本帝国主义获取了更加靠近南方的土地，南进政策进一步发展，台湾成为其对华南扩张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台湾将侵略势力伸向了南中国。
普遍认为，《马关条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台湾的割让，但条约的字面含义似乎有值得斟酌之处，《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其文曰：——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永远让于日本。”有学者认为此处所录条款中，清政府好像只是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及岛上的公属物件的权利让与日本，主权问题并未涉及。换句话说，清朝政府还没有彻底地出卖台湾、放弃台湾。张同新：《台湾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4。当然此说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在当时对此款条文也并未引起争议，并且丝毫不影响日本对台湾的接管，目前学术界亦仍暂以割让看待。
一割台初期的海峡两岸关系
台湾割让后，首当其冲的是统治者的更迭。日本殖民者向各国政府通报对台湾的占有，要求岛上的清政府机构、官员、军队等在一定的期限内撤离台湾。至于台湾人民则规定两年的选择期，两年内有权选择离开或是仍留居台湾，选择期到后留居台湾者，一律成为“日本臣民”。由于数百年的移民和开发，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已经转以台湾为定居地而视其为家乡故地了，除了一些大地主商人外，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身家财产都在台湾，没有舍家外迁的余地。因此，实际离开台湾的人数并不多，有人估计迁出者只有不到5000人。黄昭堂：《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台北，1989，第67页。许雪姬：《日治时期的板桥林家》，收入张炎宪等主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下），玉山出版社，台北，1996。其引史料称：迁出者台北县1874人，台中县301人，台南县2200人，澎湖县81人，共计4456人。对于割台初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状况，台湾总督府派遣到厦门等地进行间谍活动的泽村繁太郎在他的《对岸事情》一书中有较详尽的描述：
自（明治）二十八年台湾归我帝国领土以来，已过了两个半寒暑，其间对岸福建省各地政事上、商业上均发生了变动，兹就本港（按指厦门——引者）商业上的显著变化大略举例如下：
占领以前
一、本港往返于台南间的戎克船有四十四艘，每年多则十二回少则八回往返于彼我之间。
一、徳忌利士汽船会社从货物运费及乘客所得收益为十的话。
一、新日本银币和纸币之输入几乎为零。
一、鸦片走私出口很少 。
一、历来很少有日本棉布的输入。
一、每年输入台湾产豆粕一百万块左右。
一、豆粕一千块市场价九十余弗。
一、台米一包市价二弗 。
一、台麻每担三弗左右。
一、台苎上等每担十四五弗，下等十二弗。
一、样子干（？）上等每担四弗，下等三弗。占领以后
一、现今减为二十三艘，每年往返航海数多则六回少则四回。
一、占领后该会社的收益则为十三。
一、支那人多将得自台湾的新日本银币运到泉州内地储藏，厦门市面纸币流通额仅八千元。
一、顿时呈增加的形迹。
一、近来有经台湾输入的征兆。
一、去年（二十九年）约减为五十万块，今年预计不超过三十万块。
一、上涨为一百六十弗。
一、有时超过四弗。
一、四弗以上。
一、上等二十弗左右，下等十七弗。
第九部分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2）
一、上等七弗以上，下等五弗以上。 就全体货物而论，自台湾输入减少十分之七，自本港输出减少一半，此专就戎克船贸易而言，台湾香港间的轮船贸易则大为增加。 在台湾，日本商品要驱逐支那商品的销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随着日本人在台湾的增加，在可预见的将来支那货品必所需日渐减少。原来本港未曾输出台湾但近来大为景气的商品是猪、鸡、鸭、鸭蛋、鸡蛋、米、红柑、麦酒、外国烟草等，停止从台湾输入本港的有香蕉、橙子，输入量显著减少的是米、西螺柑、麻等。
本港由于日清战争恐慌、台湾人暂住者增加及近年恶疫流行，物价非常昂贵，通常增长了三成，如猪肉一斤原十五六仙现在涨为二十四仙，又如土地房屋价格上涨达到惊人的地步，当然这不 仅仅是台湾人返回清国的缘故，近年海峡殖民地富有者的归来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泽村繁太郎：《对岸事情》，中川藤四郎，东京，1898（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130～ 132页。
上述资料为我们展示了日本占据台湾后给福建经济及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川航于两岸的民间帆船数量急剧减少，大陆输往台湾商品总体下降了约50％，台湾输入大陆商品下降更高达70％；与此相关，由于输入量的减少，使得来自台湾的货品价格涨幅惊人，依据商品的不同，通常在30％～90％之间。其次，厦门及福建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日本经济势力的渗透，日本棉布逐渐经由台湾来到了厦门港，日本银币及纸币开始在市面上出现，尽管数量不大但已经呈现扩张的趋势。再次，随着台湾的割让，部分台湾人逃到了厦、漳、泉一带，给当地的基础设施带来沉重的压力，导致物价及房价的飞涨。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泽村繁太郎为我们提示了以下几点：一、在泉州，（割台后）两年间自台湾返回清国者增加。
一、返回清国希望通过接受科举考试走上仕途者增加。
一、清国政府对返回者给予很好的待遇。
一、台湾的残兵败将及福建解雇的兵员四处流浪，危害了地方的安宁。
一、清国人中稍通晓东西形势者往往希望成为受日本政府保护之民。
一、另一方面，人们又多为市面上误解日本真意的谣言所迷惑。
一、台匪逃亡清国者私下里愈来愈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
一、不断有武器秘密输送及煽动台匪的情形，但这当中出于政治目的者很少，大多是出于利益的商业主义行为。泽村繁太郎：《对岸事情》，中川藤四郎，东京，1898（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132～133页。
上述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第一，台湾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了祖国人民诸如秘密提供武器弹药、欢迎并庇护逃亡的抗日武装首领等等方式的大力支持（尽管其目的是否如泽村所言出自利益驱动还有待考查）。事实上，简大狮、林李成、林少猫等抗日武装都曾得到了大陆人民积极帮助，相关研究表明，祖国人民的支持正是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第二，知识分子在割台后回归大陆者为数不少，他们得到了良好的待遇，并且重新参加福建的科举考试以谋求功名。此一情形的出现有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