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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吃了两次亏，萧本道知对方武功很好，硬打硬拼敌不过，便使出他萧家的祖传绝招——点穴术来。他看看天色，尚未过寅时，遂盯着对方左胸上部的中府穴。那人见萧本道打不过他，两只拳越打越凶。萧本道佯作招架不住，步步后退。那人开始大意了，拳出手也变得慢了。萧本道瞄准他疏慢的瞬间，猛地竖起右手食指，直朝那人左肩下刺去。只听见那人哇地叫了一声，便仰天倒地昏迷过去。这时，东方已现出灰白色，天蒙蒙亮了。
萧本道骂了一句“贼娘养的”，便弯腰去解那人肩上背的包袱。借着晨光，他终于看清楚了，此人正是昨天下午在浮桥镇下船时碰掉他包袱的那个汉子。他突然明白，这是一个极有经验的江湖窃贼，凭着包袱掉在舱板上发出的响声，就已经弄清包袱里的东西，再来半夜行窃。想到这里，他搬起一块石头，向此人的脑袋砸去，一看那人深目隆准，相貌不俗，且武功极好，他又不忍心了。
萧本道虽为湘军军官，其实本性与绿林好汉、江湖窃贼相差无几。在他的观念里，盗窃别人的财物并非可耻的行为。假若他身边无钱，又急需钱用的时候，他也可能做出拦路打劫、偷鸡摸狗的事来。现在，当这个窃贼倒在自己的面前，包袱已到手的时候，他又起怜恤之心。他丢掉石头，一眼瞥见那人上衣袋里有一块鼓鼓的东西。他将那东西掏出，原来是一块木牌牌。牌上用火烫出一行字：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帐下都司衔守备云格。萧本道一惊：此人竟是僧王手下的一名军官！转而又想，僧王驻军山东，此人为何到江南来了，不如把他救醒，问个详细。他把木牌收起，在那人脐下关元穴上以手掌用力一推。一会儿，那人苏醒过来，想爬起，却浑身无力。萧本道把他扶到一棵树边，让他靠着树干坐定。那人说：“好汉本事高强，我瞎了眼，一时见财起意，不该偷好汉的包袱。”
萧本道说：“你的功夫也不错，我看你是个人才，不计较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云。”
“一向做些什么事？”
“也没有个定准，跑跑买卖，帮人做做杂事，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干。”
“哈哈哈！”萧本道大笑起来，“你莫在我面前装傻了，你看看这个。”
说着，亮出了木牌。那人大惊，下意识地摸摸衣袋，衣袋空空的。
“好汉既然已知我的身份，木牌还是还给我吧。”
“还给你不难，不过，你得将一切从实告诉我。”
“好汉要我说什么？”云格为难地问。
“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如今要到哪里去？”
“我是从江西南昌来的，如今要到安徽滁州、泗州一带去会僧王。”
“我听说僧王驻在山东济宁，你怎么去滁州、泗州一带去找他？”萧本道觉得奇怪。
“好汉不知，僧王奉太后、皇上之命，已从山东南下了。”
萧本道心想：他南下做什么？近期并未闻安徽北部有大的军事行动。又问：“你这次到南昌做什么？”
“为僧王递一份紧急公文给江西巡抚沈葆桢。”
一提起沈葆桢，萧本道就恨意顿起。这几天在船上，萧本道天天思忖着在九江被查封的事。若真的是搜查打劫王爷府库的强盗，为什么沿途未听到一点风声，更未见哪个来码头查询？第一批人打发走后，又来第二批，停泊在码头上的上百条船，只有他家的这条船出了事。这不明明是冲着他家而来的吗？沈葆桢为什么要这样和他家过不去呢？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支持、指使呢？当萧本道一听说僧格林沁有信给沈葆桢时，他马上把僧格林沁与此事联系起来了。作为湘军的一名军官，他知道僧格林沁一贯仇视湘军。如此看来，是那个蒙古亲王在指使沈葆桢查封他家的船了。萧本道决心趁此时机，把这桩事弄出个究竟来。
“大哥，你身为僧王帐下的守备，却来偷我的包袱，看来你是手头短缺。”萧本道解开包袱，从中取出一个二两重的金元宝递过去，“拿去用吧！”
“这是你辛苦积攒的财产，我不能要。”在萧本道豪爽的气度面前，云格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而羞愧。
“大哥，你这就小家子气了。”萧本道把金元宝硬塞进云格的衣袋，“天下金银财宝，本没有固定的主人，说什么你的我的，这个元宝，先前不也是别人的吗？”
这两句痛快的话，说到云格的心窝里去了。他感动地说：“我真是有眼无珠，不知兄弟你是这样一条轻财重义的好汉。我要如何赎回我的罪过呢？”
“不必言赎罪，你告诉我，僧王要你送的是件什么公文，他为何又要南下？”
云格望着萧本道的眼睛，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他反问道：“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我嘛，实话对你讲吧！”萧本道咧开嘴巴，爽朗一笑，“我比不上你，是堂堂朝廷武官，我是长江上的私盐贩子。不过，干的事虽不光明，为人却是磊落的，生性爱英雄事业，喜闻军国大事。”
“豪杰！”云格伸出大拇指称赞。他转了一下眼睛说，“僧王送给沈中丞的公文，我不知道，也不能问，更不敢拆开看。只是沈中丞接信的第二天，便亲自赶到九江，后来就听街头巷尾纷纷传说：沈中丞查封了湘军大将萧孚泗回籍奔丧的座船，在船上搜出几十箱金银财宝，还把萧孚泗一伙押到南昌。也不知僧王的公文与此事有没有联系。”
萧本道暗暗吃惊，忙问：“你见过萧孚泗和他船上的那些人吗？”
“没有见过。我倒是想见见萧孚泗，听说他打金陵立了大功，又捉住长毛头子李秀成，封了男爵，可惜见不到。”
萧本道放心了，又问：“僧王从山东南下，是不是捻子在淮北闹凶了？”
“不是。这点我倒是可以明白地告诉兄弟，僧王有次对江宁将军富明阿说过，湘军可能会造反，叫富明阿带三千人先南下，驻守扬州，他自己随后就带大兵去安徽滁州、泗州一带，湘军胆敢轻举妄动，他就充当统领，指挥驻镇江的冯子材，驻和州的德兴阿，驻扬州的富明阿，驻武昌的官文，东南西北团团包围，一鼓聚歼。”
萧本道的嘴角重重地抽搐了一下。这个自诩功臣的湘军年轻军官，做梦都没有想到湘军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必须把这一重要军情尽快告诉湘军的统帅！看看日头已出现在东方天边，他坐的船就要起锚了，遂起身道：“大哥，时候不早了，船要开了，我与你就此告别，日后再相见。”
“兄弟，你留个名字吧，也让我以后好打听。”云格说。
萧本道略为思考一下，说：“你要找我很容易。长江上下，只要遇到装盐的船，问声萧拐子，无人不知。大哥以后要是缺银子，尽管来长江码头找盐船。”说完，将木牌子还给云格。
结识了这位富有而慷慨的私盐贩子，云格很高兴，接过木牌牌后，又补充一句：“兄弟日后若有用得着云格的时候，只管到僧王老营来找我。”
“行，后会有期！”萧本道说完，背起包袱，撒开两条长腿，朝横江码头飞奔而去。
五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曾国藩、赵烈文、彭寿颐听完萧本道这番叙述后，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阵子，彭寿颐才愤愤地吐出一句话：“僧格林沁、沈葆桢欺人太甚！”
赵烈文托着腮帮子说：“看来，官文来江宁城追查所谓的哥老会，与萧军门的座船无故被查封，以及僧格林沁的南下，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矛头都是对准湘军，尤其是对准吉字营的。”
“惠甫想得深。”彭寿颐说，“不过，官文、沈葆桢都是封疆大吏，僧格林沁虽是亲王，也无权指挥他们呀！”
“是的。”赵烈文点点头说，“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挥他们。”
萧本道睁大着眼睛望着赵、彭，欲言又止。“惠甫不要瞎猜测。”曾国藩已明白赵烈文所指，但夹着萧本道在这里，不便再深谈下去，挥手道，“你们都出去，让我安静一下。”
“老中堂。”萧本道急着说，“我三叔还在南昌哩，沈葆桢那里，还求您老给他打个招呼。”
萧孚泗惹出的麻烦，不仅使他自身陷于困境，也给湘军招来祸端。全国都在说吉字营将金陵洗劫一空，放火焚烧是为了毁灭罪证，自己给太后、皇上上奏，为他们力辩其诬。可现在呢？五十箱金银，在新封男爵的座船里被当场拿获，尽管你说一百遍、一千遍这是节字营众人的财产，又有谁会相信呢？即便是众人的财产，先前不是说过金陵城里全无金银吗？这如何自圆其说呢？何况，重孝期间，携带江南女子同船，这中间的事情，能解释清楚吗？萧孚泗呀萧孚泗，你也真是糊涂到家了！幸而萧本道此来提供了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若不看在这个份上，曾国藩真要狠狠地训斥一顿了。他冷冷地对萧本道说：“你们这是自作自受，我有什么办法！”
萧本道哭丧着脸说：“老中堂，你老若不管，那满船的东西都会叫沈葆桢夺去了！”
赵烈文安慰道：“谅沈葆桢也不敢。你不要着急，老中堂会有办法的。”
“奏稿还拟下去吗？”彭寿颐问。
曾国藩思索片刻后，说：“暂不要拟了。”
待赵、彭、萧退出后，曾国藩拿起笔来，蘸着朱砂，走到墙壁上的挂图边，在镇江、扬州、和州、滁州四个地方各自画了一个红圈，然后凝神呆望着。望着望着，他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眼前出现四张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的獠牙，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江宁猛扑过来；远处，武昌、南昌、杭州也亮起了阴绿的幽光，仿佛还听见了磨牙砺齿的声音。他觉得头在发晕，勉强移步来到案桌边，靠在椅背上，朱砂笔掉到地上，他也无力去拾起。笔尖周围浸出一圈红红的痕迹，他看着，像是自己呕出的一摊血。很长一阵子，他才清醒过来。
这些日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一连串事，显然不是孤立的，赵烈文都看出来了，曾国藩能看不出来？他宁愿相信不是这么回事，但现实又充分证明了赵烈文的推断是正确的。是的，僧格林沁不能指挥官文、沈葆桢，他自己的南下，也不是全由他个人做主的。那么，能指挥官文、沈葆桢和僧格林沁的是谁呢？答案没有必要挑明了。此时的曾国藩，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的恐惧。他细细地思考着：他们用的手段各有不同，官文是诬陷，沈葆桢是揭短，僧格林沁是威慑，三管齐下，意欲何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借此将他兄弟和整个湘军打下去，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大功告成、功臣诛杀的悲剧再演一次；一是以此敲敲他的脑袋，让他意识到所处之环境对他并非有利，识相点，尽快撤掉湘军。两种可能性都有，孰大孰小？曾国藩陷入了沉思。
眼下江宁虽克，太平军余部尚有二十来万，安徽、河南的捻子势力很大，西北回民的骚乱多年不止，国家尚未太平。在这种情况下，将立有大功而并无造反事实的湘军全部打下去，岂不会令各地其他带兵将领有兔死狐悲之感？朝廷目前大概还不至于做出这般蠢事来。这是其一。其二，自从富明阿走后，朝廷再未派人到江宁来认真调查太平军所遗留下来的金银财宝的下落，似乎有不予追究、网开一面之意。其三，就在萧孚泗走的前些日子，曾国荃的座船也从九江驶过，他的船比萧的大，装的东西也比萧的多，沈葆桢没有借口查他的船，是否朝廷有意给曾家留点面子呢？分析了这三条后，曾国藩认为，打杀的可能性不大，借此逼迫他裁军则是主要的。想到这里，他心里升起一股极大的委屈感。
曾国藩早就明白地奏报要裁军，只不过暂时推迟一下而已，朝廷何以便如此急不可待，视湘军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欲拔之而后快呢？即便要这样做，堂堂皇皇地下道谕旨不很好吗，为何要行此卑劣阴险的伎俩呢？他为朝中最高决策者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做法感到气闷。转而他又想，历史上所有号称有作为的君王，哪一个又没有阴一套、阳一套、君子一面、小人一面呢？对照自己，自从离开翰林院，进入六部衙门以来，尤其是这些年带兵打仗，在与各省督抚、各处统兵将领间的周旋之中，阴的一面、小人的一面干得还少吗？更何况，大清自立国以来，军队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现在一下子有十几万军队由私人招募组建，他们能征惯战、骄横跋扈，如山如海的财富可以隐瞒不报而据为己有，如锦如绣的六朝古都可以一炬焚之而弃之不惜，这样一支军队偏偏又掌握在汉人手中，朝廷能不担心吗？不撤掉它，太后、皇上能甘食安寝吗？这样一想，曾国藩释然了，心中的委屈感大大减弱。他决定以异常镇定的姿态，对官文、沈葆桢不采取任何行动，安安静静地在江宁城里等候着太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