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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出卖，另外还有不少将官也利用装粮之便夹带私盐。所有这些，裕祺都没有为难。他的弟弟裕祥说，湘军打长毛功劳大，以此换军饷，或是换点零花钱，我们都支持。卑职将裕祺所记的账粗算了一下，这几年湘军水师公私共在海州盐场买盐四万引，没有纳一文盐课。也就是说，裕祺利用这批盐，支援了湘军水师约一百万两银子。”说着，把裕祥提供的账簿恭恭敬敬地递上去。
“没有这样的事！长庚，这账簿是裕祺捏造的，你不要上他的当。”曾国藩随便翻了几页，便将它扔到桌子上。
“大人，卑职已过不惑之年，且在大人幕中这多年，岂不知世上多有伪造账簿欺蒙上峰的事。”彭寿颐不慌不忙地说，“不过，这本账不是假的。现在大人看的是誊抄本，我看过裕祥保存的原本，有当时运盐的将领们的亲笔签名，黄翼升、李朝斌的名字都出现过几次，我认得他们的字，那不是假的。卑职也曾经暗访过海州盐场的其他盐吏，他们都说有这个事。”
“你当时为何不把那个原本要过来？”曾国藩逼视着彭寿颐。
彭寿颐被问得冷汗直流，心里叫道：好厉害的曾中堂！他很快镇定下来，答道：“裕祥那天将原本给我看过后，我就要他把账簿留下。他说他要誊抄一份，我同意了。谁知以后送来的不是原本，而是这个抄本。我要他交出原本。他说原本已送到京师去了，倘若曾中堂不能体谅的话，他将请僧王出来说几句话。”
曾国藩一听，气势低下来了。湘军水师的这些行径，他过去虽听说过，但屡次关于军饷的奏报，只字未涉及到这个方面，尤其是大批水师将领夹带走私，其性质更为严重。想不到这些事，居然有人一笔一笔全部记下来了。这些丑闻若经过僧格林沁之口上达天听，岂不招致皇太后、皇上的震怒！事关他个人和整个湘军的名声，不能等闲视之。况且对于长江水师，曾国藩近来有一个异常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决不能因这本账簿而遭到破坏。他已经发信给在渣江休养的彭玉麟，估计彭玉麟就在这几天内会抵达江宁。
“长庚，你说裕祺这个案子该如何处置更为妥当。”曾国藩想，看来裕祺的处罚还得减一等，他先套套经办人的口气。
“大人，裕祺身为朝廷命官，掌管海州分司要缺，利用职权，贪污勒索十多万两银子，罪恶很大。论国法，当革职永不叙用，查抄家产，本人流放军台。以此为贪墨者戒。”彭寿颐神态凛然，执法甚严，与曾国藩的初衷完全吻合。“但是，裕祺有功于我湘军水师，也即有功于国家，其功可抵去一部分罪。卑职的意思是，革职赔款，遣回原籍，其他可不予追究。”
“这样处置可以是可以，但得有一个条件。”曾国藩慢慢梳理着胡须，说，“你得要他家交出那个原本来，回海州后，你立即派人送给我。”
彭寿颐心想：裕家的财产少说也有五六十万，裕祥只花了三万银子，我就给他保住了这笔财产，他还有什么话说的！他若硬要保存这个账本再苛求，我也不怕他，就对他说：“曾大人不怕僧王，你到京师去找僧王吧！”谅他也不会再闹下去。这样一想，便壮着胆子说：“卑职一定要他交出原本。”
“还有一个条件。”曾国藩想起姑爷还在裕家人的手中，不能不提出，但又不能明提，想了想说：“你去告诉裕祥，他的哥哥贪赃枉法，民愤极大，本督只给了最轻的处分，要他明白本督有心保护之意，凡是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一切非法活动都要停止。否则，本督决不宽容！”
彭寿颐不明白话中的具体所指，但这个条件无疑在理，便说：“卑职一定正告裕祥，谅他们兄弟一定会对大人感恩戴德，不敢再有别的妄想。”
曾国藩指示赵烈文，不必再逼裕祺，就以他所承认的三万五千两银子定谳，给他一个革职赔款遣回原籍的处分，并按此奏报朝廷。裕祺放出的第二天，罗兆升也被刘松山从黑松林口接了回来。这个养尊处优的罗二爷，受此折磨，早已瘦得不成人样了。
裕祺虽未被抄家充军，但革职赔款的处分也并不轻。这个号称僧王老表的蒙古盐官的被惩罚，震动了两淮盐场，也震动了两江三省，各级官吏见风色不对，都开始收敛了。黄廷瓒带着一班子人制定了几十个关于盐务管理的章程，也一一通过颁发，淮北重新推广票盐制。两江各引地盐价也作了明文限制。曾国藩裁汰了一批不法盐吏，从甲子科新举人中选了几十个操守较好、年岁较大的人去管理各处盐卡，盐务有了起色。同时，又奏请蠲免安徽州县钱粮杂税及江苏金坛等五县的两年钱漕，百姓算是得了一些实惠。
这时，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从渣江老家布衣戚容地来到了江宁。
八彭玉麟焦山还愿
彭玉麟回渣江后，国秀的病短期内有所好转，但不久又加重了。他百般温存，延请名医，不惜重金购买名贵药材，却始终不能治愈。国秀终于跟小姑一样，年纪轻轻地便抛开玉麟，一个人先走了，不同的是，她给玉麟留下了一个儿子。彭玉麟叹息自己的命苦，对世事看得更淡了。他将国秀安葬在小姑墓旁，每隔三四天便去看望她们一次。他要履行当年离家前夕对小姑亡灵所说的话，在大功告成之后，不恋富贵，重过旧日的清贫生活。于是在斗笠岭下筑一个茅棚，取名退省庵。他住在退省庵里读书课子画梅花，天天依伴着小姑和国秀的怨魂。彭玉麟奏请皇上开缺，让他在籍养疴。皇上不允，改授他漕运总督，他坚辞不受。皇上只得作罢，依旧将兵部侍郎职还给他，温旨慰勉安心养病，再膺重任。如果不是曾国藩一连两封情致深厚的信打动了他的怀旧之心，如果不是信中一再说有关于水师的重大事情相商，彭玉麟就将带着儿子永钊，再也不离开小姑和国秀的坟墓，再也不离开渣江了。他要在退省庵里退世反省，打发余生。
曾国藩见彭玉麟心情忧郁，暂且不跟他谈长江水师的事。每天公余，则邀他品茗下棋，并从江宁城名门望族中借来不少前代丹青名手的真迹，与他共同欣赏，借以为他排忧解愁。正好这时戴熙致仕回原籍钱塘，路过江宁，曾国藩盛情款留。
戴熙以翰林三值南书房，官至兵部侍郎，以长于绘事闻名京师。那年就是他为孙鼎臣画了一幅《苍筤谷图》，后来引得曾国藩和左宗棠都爱不释手，各人都题了一篇七言古风于其上，成了文坛一段佳话。戴熙久慕彭玉麟大名，且又同为兵部堂官，同为画坛高手，二人一见如故。谈诗文，谈绘画，谈兵事，谈得甚为投机。临别时，戴熙送给彭玉麟一幅《钱塘潮涌图》，彭玉麟回赠一幅《南岳迎客松》。彭玉麟与戴熙相见恨晚，自觉长期拘守渣江，也未免过于孤陋，遂与戴熙约：十年后在杭州西子湖畔也筑一个退省庵，一年以一半时间住渣江退省庵，陪小姑、国秀之坟，以一半时间住杭州退省庵，与戴熙等两浙名士品画说诗。
彭玉麟心情开朗了，曾国藩欢喜无尽，便将长江水师走私食盐以及杨岳斌临去陕甘前夕说的那番话告诉了彭玉麟。彭玉麟嫉恶如仇，听说水师走私，极为愤慨，非要一一查明严办不可。对杨岳斌的一席话，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对朝廷和官场的看法，比杨岳斌更深一层，对曾国藩和自己的处境也洞若观火。他是属于那种大智大勇、大彻大悟一类的人，当年劝曾国藩蓄势自立，以及后来自己的功成身退，都不是常人所能想得到做得出的。几天后，彭玉麟对曾国藩说：
“涤丈，我们明天到镇江焦山寺去一趟吧！”
“好哇，你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我奉陪。”曾国藩想，彭玉麟一定是要借游焦山的机会谈谈关于水师的事。
“国秀临终前对我说，那年她和母亲、兄长由浙江投奔在黄州谋食的舅舅，船过镇江时，长江陡起风浪。风急浪高，船在江上左右颠簸，眼看就要倾覆，母亲吓得哭起来，兄长亦无主意。国秀则面对着高耸江面的焦山寺跪下祈祷：求菩萨保祐，若能使风浪平息，将来为菩萨再塑金身。国秀念过三遍后，果然风平浪静了，母亲喜得直叫：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国秀说，她生前未能还此愿，心中不安，要我代她还了这个愿，并请菩萨保佑永钊无灾无病，长大成人。”
“我明天陪你去还愿。”曾国藩望着彭玉麟凝重中略带凄凉的面色，心头飘过一丝悲天悯人的意念。他自我感觉到，这种意念从前似乎没有过。
镇江城真是一个气势磅礴、山水形胜之地。长江从城北穿过，江面宽阔，奔流激湍，江中矗立着金山、北固山、焦山，山势不高但陡峭，林木不深而清幽。一年四季，江浪拍打山崖，溅起冲天水花，它们犹如三座铁打的金刚，岿然不动。年年月月，江风抚摸着山腰山顶，芳草青翠，百鸟丛集，它们又好比三个浣纱的少女，娇美婀娜。尤其是那些与它们有关的美丽动人的神怪传说、历史故事，诸如水漫金山寺、甘露寺招亲、孙刘剁石卜天下、康熙乾隆南巡题诗等等，更使它们显得神秘莫测，如同三位年高德劭俯视沧桑的历史老人，帮助后辈缅怀过往，启迪未来。
曾国藩、彭玉麟，加上另外两名随身戈什哈，都作普通百姓装束，乘坐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那艘小火轮，清早从江宁出发，一路劈波斩浪，顺水而下，巳正到了镇江城。先登上金山、北固山观赏一番，在甘露寺吃了斋饭后，便来到了焦山。
一上山，曾国藩立即被眼前的景致所迷住，笑着对彭玉麟说：“雪琴，先莫忙着还愿，一还愿就脱不了身，我们先四处看看再说，好吗？”
“涤丈能陪着我来还愿，已是天大的面子了，这点小要求，我能不答应吗？”说完，也舒心地一笑。
焦山因东汉焦光隐居于此而得名，又因山上松竹苍翠，宛如碧玉浮江，故又名浮玉山。山之东北有两座巨石雄峙，名为大小松寥山，古人称之为海门。它最高处离海面只有四十多丈，绕山走一周，也只有六百来丈。但这座小岛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且不说登山眺望长江的白浪滔天、雄伟开阔的壮观之景，也不说满山起伏的桑林，犹如一条宽广迷人的生命之被覆盖在它的四周，单是焦山上俯首可拾的前贤遗迹，便足使人沉浸陶醉、流连忘返。
曾国藩和彭玉麟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主干半枯、枝干遒劲的六朝古柏，树身粗壮、绿叶满枝的南宋老槐，以及高耸入云、挺拔傲岸的明代永乐银杏。接着，二人又携手游览了吸江楼、华严阁、壮观亭、观澜阁，这里分别为观日出、赏月色、送夕照、听涛声的最佳处。楼阁建筑得别出心裁，地址选择得又富诗情画意，前向忙于盐务整顿的两江总督和留恋于亡妻故土的水师统领，身心一时都暂获宽松。
看罢三诏古洞后，他们又在别峰庵郑板桥读书处徜徉一阵，只见板桥为别峰庵题的名联至今仍在，道是：山光扑面经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晴。彭玉麟赞道：“不愧出自板桥之笔，真是别具一格！”
二人又来到宝墨轩，这是焦山文物的精粹所在。宝墨轩四壁镶嵌了自六朝至本朝道光年间的著名碑刻二百多处，珍品极多。这里有魏法师碑，澄鉴堂法帖，畜狸说碑，苏东坡游招隐寺唱和诗碑，还有陶澍所立印心石屋碑，尤为珍贵的是刻于南朝的上皇山樵所书《瘗鹤铭》。此碑笔力浑穆、结构谨严，乃大字之祖，向为书界推重。曾国藩一生写字经历过三次大改变，从柳诚悬到黄山谷到李北海。早年学柳体字时，也曾将《瘗鹤铭》认真地临摹过数百遍，今日在此见到原碑，如何不欢喜！曾国藩将此碑格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见旁边一块小碑上刻了几百字，介绍它失而复得的过程。
原来，《瘗鹤铭》刻好后，一直竖立在焦山上。唐代宗大历年间，它失落长江中，在水底躺了三百年，直到北宋熙宁年间，才从江中捞出一块断石。一百年后，南宋淳熙年间又打捞出三块。不料到了明洪武年间，这四块断石复又坠江。康熙时，镇江知府陈鹏年是个金石专家，他不惜巨资募船民打捞，终于在距焦山下游三里处，将这四块残石捞了出来。《瘗鹤铭》的坎坷遭遇，令两位湘中名人嗟叹不已。
看看天上的红日将要贴近江面，彭玉麟说：“涤丈，该是我还愿的时候了。”
曾国藩笑着说：“看我们玩的，差点误了你的正事。”
二人并肩来到焦山上的主要建筑群定慧寺。定慧寺原名普济庵，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是佛教传于中国后，最早兴建的一批寺庙中的一个。宋时改名为普济禅寺，元代又改名为焦山寺。康熙南巡驻跸于此，赐名定慧寺。寺内建筑宏伟，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