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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朝廷又命湘军派部赴河南接受僧格林沁的调遣，他也借故不派。他要坐看这个虚骄的亲王的失败。现在，僧格林沁真的失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曾国藩得讯之初，着实有点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僧格林沁一死，与捻作战的主帅很可能就会是他。
果然，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曾国藩便接到命其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的上谕。上谕并命李鸿章暂行署理两江总督，刘郇膏暂行护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五千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日部，加起来不过八千。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他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抚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都不是易事。更何况芥航法师“一生鼎盛时期已过”、“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要在风平浪静处安身”的话，对曾国藩也影响至深。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知朝廷最虑京畿之安全，以及僧格林沁残部的安顿，他与李鸿章商量后，决定调潘鼎新率淮军五千人赴天津以卫畿辅，调刘铭传率部赴济宁，借以安定济宁僧部老营的军心。李鸿章最喜任事，他看准了湘军元气已竭，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捻战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也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李鸿章重施当年淮军下上海的气概，用轮船将潘鼎新部五千人由海运赴天津，又命刘铭传带领所部速赴济宁。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留在金陵的湘军，有不愿北去的，曾国藩准予他们回籍，命张诗日回湖南再招募。鲍超新近得一等子爵的荣誉，劲头很足，主动请缨，曾国藩叫他再招募四千，将霆军扩大到八千人。又调淮军张树声、周盛波部。考虑到淮军是李鸿章兄弟的部队，于是又请旨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又要李鸿章派满弟李昭庆赴营。这一次过江与捻军作战，曾国藩总觉凶多吉少，想起年已五十五岁，身体日渐衰弱，说不定会死在这次战役中，将公事料理得差不多后，曾国藩又将家事作了布置。
谈起家事，欧阳夫人第一关心的是剩下的一子二女的婚事。次子纪鸿今年满十八岁了，还没完婚，她要丈夫离江宁前办了这场喜事。曾国藩不主张早婚，他自己二十三岁才结婚。当年纪泽完婚时，他原本不同意，嫌早了，但拗不过父命，只得照办。现在夫人援引先例，他自己也变成了纯老人心态，巴望子女早日完婚，自己能多添几个孙儿孙女，也便欣然同意了。纪鸿刚满一岁时，曾国藩就与翰苑同僚郭霈霖结下了儿女亲家。郭家女儿长纪鸿三岁，据说而今已长成一个闲雅幽静、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郭霈霖在咸丰九年死去，女儿跟着母亲住在湖北黄州府老家。一个月前，郭家还来信说，女儿已经二十一岁了，希望曾家能早点订下婚期。曾国藩择了一个吉日，由纪泽出面，代表男家乘船前往郭府迎亲。
四女纪纯，早定了郭嵩焘的次子郭刚基。眼下郭嵩焘在广东做巡抚，几次来信催送媳妇过门，他将派火轮船来接，取道海上赴广州。对这个方案，曾国藩不同意。他认为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不如选择郭氏老家湘阴为宜。既然去年郭嵩焘嫁女可以在湘阴，由郭崑焘主持，为什么今年娶妇不可以这样办呢？郭嵩焘的意思还是在广州好，到时可以由他做父亲的亲自主持，婚事办得更隆重些。
郭嵩焘这几年在广州得罪了乡绅，又与总督毛鸿宾不太融洽，心情不甚舒畅，有辞官回籍之念，想趁在任时，热热闹闹为儿子办了婚事。去年，郭嵩焘以老朋友的身份向左宗棠指出，不应该借洪天贵福的事大肆指责曾国荃，并说曾国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大恩于他，希望他主动与曾国藩和好如初。谁知反倒惹得左宗棠勃然大怒。他决不同意郭嵩焘把公私混为一谈的说法，不能因曾国藩有恩于己就不指责其弟放走洪天贵福的大错。要说恩德，左宗棠说，他对曾国藩的恩德更大，于是列举了好几条：一、曾国藩的出山是因本督的推荐；二、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受鲍起豹、陶恩培等人的欺侮，是本督予以保护；三、靖港之败，是本督力劝曾国藩不要自杀；四、咸丰六年到八年，曾国藩在江西期间，本督为湘军提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左宗棠气愤地说，这些大恩大德，曾国藩成功后只字不提，反而说本督不应该指责老九，是曾国藩先不对，除非曾氏兄弟先向本督道歉，否则，“本督将终生不理睬”。
接到这封信后，郭嵩焘哭笑不得。心里想：当年若不是我在京师找潘祖荫等人为你左宗棠上疏求情，你的头早就没有了，哪还有今天“本督”“本督”的神气？我以老朋友、救命恩人的身份规劝几句，你都这样摆架子，何况别人！你左宗棠哪怕真的就是当今的诸葛亮，我也不和你交往了。郭嵩焘一气，从那时起便和左宗棠断了交，逢人便说左宗棠忘恩负义，居功自傲，不是君子。由此，他更相信自己的挚友、亲家受了伤害，心中大为不平。他理解曾国藩不愿将女儿送到广州的苦衷，同意女家送三千里，男家迎两千里的方案，定今年冬天在湘阴老家举行仪式。四女的婚事算是妥了。
至于满女的婚事，他决定再缓一下。已结婚的三个女婿，曾国藩都不太满意，尤其是罗兆升的事发生后，他心里更是恼火：倘若不是夹杂着这个花花公子在内，怎么可能会受裕祺的挟制？这个事情早晚都会传出去的，必将是一生中的盛德之累。他把女儿、女婿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作好准备回湘乡。纪琛不愿意离开娘，婆母刁悍，她有点畏惧。罗兆升则巴不得离开江宁，那次把他吓怕了，他怕哪天会不明不白地被人抛尸荒郊。
也许出于爹娘疼满崽的心理，曾国藩特别喜欢这个满女。他看满女长得一脸宽厚和平的福相，愈加感到要慎重地为她选一个有出息、靠得住的夫婿，以弥补她几乎自生下来就缺乏父爱的不足。
曾国藩又亲手为媳妇和女儿们订了一个功课表，分为四事。一食事：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二衣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三细工：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四粗工：酉刻后做鞋或缝衣，一直到二更收工。他怕自己离家后，女儿媳妇们不能切实执行，于是又在功课后写上一段话：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吾即将北上剿捻，特定此日课，请夫人督促，亲自验功。食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一只。吾回江宁后，当作一总验。家勤则兴，人勤刚健。既勤且健，永不贫贱。
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完成。
老九回籍后，曾国藩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而他从小就对读书缺乏兴趣，这点，做大哥的自然清楚。眼下老九虽处境不利，但他毕竟立了大功，又以巡抚之高位开缺，且年富力强，今后必有再起之时。翰林出身的大哥有责任帮助兄弟在学识文章方面提高一步。这半年来，曾国藩从前代著名奏疏中选了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苏轼、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十七篇，摹仿经筵官给皇上讲经的形式，对每篇疏从内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详细批解，最后又给一个总评，并针对此篇再阐述一段为文之道。曾国藩自信，当今天下，上自帝师，下至乡塾，能对历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细的人不多。他从心里乐于做这件事。他要以此作为酬谢九弟的礼物。
从咸丰三年在长沙办团练算起，到现在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的战火生涯使他深深地懂得，在战事上自己实际上是不行的，不要说沙场上的挥戈驰马、身先士卒，他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望尘莫及。这一点，当然不能苛求于带兵的统帅，但如果具备了，如像岳飞、戚继光那样，就能在士卒中更有威信，这且不说了。统帅最应具备的熟读兵书、洞悉全局、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等等才能，历次的失败已反复证明自己或不具备，或尚欠缺。过去在翰林院，常觉得自己可以做诸葛亮、李泌一类的人物，现在看来，那真是文人的孟浪。正好比李太白一样。诗文中的豪言壮语横扫一切，古今英杰都不在他的眼里，其实并没有处理世事的能力，以至于卷入永王造反的漩涡，险些丢了性命。曾国藩常常想，倘若自己有诸葛亮、李泌、裴度、王守仁那样的统帅之才，金陵早就攻下了，长毛也早就平定了，用不着等到同治三年。要说自己在这方面还有点长处的话，那就是尚有自知之明，注意网罗将才，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前期靠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后期靠的是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尤其功劳巨大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胞弟老九！他真感谢父母送给他这样一个争气的好兄弟！正因为老九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得他这个统帅在世人面前维持住了应有的体面。出于感激，在汪海洋等残部消灭后，朝廷要曾国藩再报一个儿子的履历给予荫封时，他没有报纪鸿，却报了曾国荃的长子纪瑞。也是出于感激，他要辅导弟弟读书作文。这半年来，不管事情如何多，精力如何不济，曾国藩对此丝毫不怠。
他原想先批奏疏，再批古文，再批诗词，他甚至还想为九弟批几部小说。当时带兵的将领大多喜欢读《三国演义》。曾国藩讨厌这部书，他认为书中讲的打仗的事纯粹是胡扯。他看重的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阅微草堂笔记》。尤其是《红楼梦》，把人情世态写得那样入木三分，常令他拍案叫绝。他知道曹霑是前江南织造曹颙的儿子，还特地到江宁织造局去仔细地查看过署中的花园，寻觅大观园的旧迹，并兴致勃勃地向织造春年询问曹家旧事和五次接驾的盛况。关于这三部书，曾国藩有不少感想，他也想与弟弟笔谈。现在又要出征了，只得搁下。为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要纪泽将已完成的奏疏批解部分，恭恭正正地用小楷誊抄好，命人送回荷叶塘。
曾国藩对儿子的学问文章都不太满意，令他满意的是儿子的书法。纪泽从小好写字，他也便有意在这方面加以引导。十四岁离京时，纪泽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几年虽不能当面一一指点，曾国藩也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儿子传授写字的要诀，并时常要儿子寄字来由他批。儿子的字深得二王阃奥，端秀飘逸，时下大官员家里的子弟，很少有几个写得出这样好的字来。只是笔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刚劲之气，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这大概秉于母亲的天性。这点曾国藩知道无法改变。因此，他不希望儿子今后当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倘若能中进士点翰林，谋一个校书衡文的清闲之职，做父亲的就感到满足了。经过十天的日夜苦抄，纪泽把父亲半年来的成果抄好了，又细心地装订成一册。
“父亲大人，儿子边抄边学，受益极大。儿子心想，这本稿子，不但对九叔极有用，而且对后世学者都很有启迪，可以单独成一本书。您老干脆给他取个名字吧！”纪泽送上抄本时，郑重向父亲建议。
“好哇！”曾国藩翻阅着儿子的抄本，见字字俊秀，页页清爽，很是高兴。他望着儿子问，“取个什么名字呢？”
“这要由父亲定了，儿子岂敢妄议。”纪泽兄弟一向对父亲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刚才的建议能被父亲欣然采纳，已使他大喜过望了，哪里还敢得陇望蜀。
“好，你回书房去，我想想看。”
曾国藩背手在屋子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坐在案桌边磨墨援笔，在抄本的扉页上题下了几行字：
《棠棣》为燕兄弟之作，《小宛》为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而皆以脊令起兴。盖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初。故《棠棣》以喻急难之谊，而《小宛》以喻征迈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间，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