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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安庆六七百里，途中恐有意外，我陪你一道去吧！”
曹二虎不以为然，但感激张文祥的厚意，二人结伴同去寿州。一路无事，二人顺利到达。第二天，二虎前去总兵衙门办事。刚投文，寿春镇中军官手持令箭出来，喝道：“把曹二虎绑起来！”
曹二虎惊问何故。中军官说：“你贼性不改，暗通捻匪，领军火实为接济他们。有人在马藩台那里告发了你，我们奉马藩台之命，即以军法从事。”
说罢，也不容曹二虎分辩，便把他绑到市曹去杀了。张文祥得讯赶到市曹时，二虎已死。他埋葬了二虎，哭道：“二弟，是大哥害了你，大哥为你报仇！”
从此，张文祥远离安徽隐居下来。他以精钢特制两把腰刀，用毒药淬之，只要用刀尖划破一点皮肉，人必死无救。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张文祥便发奋练习。他以牛皮蒙一个靶子，执刀刺靶。刚开始只能贯穿两张牛皮，两年后，一刀刺下去，五张牛皮立即洞穿。张文祥自觉功夫已到家了，便怀揣这两把腰刀跟踪马新贻。马新贻调浙抚，他也到浙江；调闽督，他又去福建；调江督，他又随之来到江宁：只是都苦于找不到好机会。这次马新贻考核武弁月课，喻吉三二十天前就下了通知，给了张文祥以充分的准备时间，终于实现夙愿，故他引颈就戮，毫无悔意。
赵烈文转述的这个传闻使大家听得入了迷，暗中赞叹刺客是个义气深重的好汉，对马新贻正人君子表面后的丑恶行径都很愤慨。曾国藩也暗思，此种事只可见于古代，今天几乎绝迹。接着，吴汝纶又讲述了一个传闻，更令人不可思议。
马新贻是回族人，从小信天方教。天方教即伊斯兰教。明代人称阿拉伯为天方，伊斯兰教创于阿拉伯，故称之为天方教。清代沿袭明代的旧称。马父为菏泽县回人的头领，与新疆回民素来关系密切。马在安徽为官期间，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时候，其军火饷银多得新疆回民资助，故而屡立战功，很快由一县令而升至布政使。后来马调任浙抚，在剿灭浙江沿海匪盗的过程中，又得到新疆回部的资助。故马对新疆回部一直感恩戴德。
马的身边有一个卫兵，名叫徐义，也是山东菏泽人，武艺很好，马很器重他。这徐义原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与一河南人张文祥为至交。徐义与张文祥在太平军中日久，洞悉其中之弊，久思投降朝廷。同治二年，徐义、张文祥跟着李世贤守宁波。宁波城破时，二人卷带一些钱财逃走，到杭州后分了手。徐义后来投靠马新贻，张文祥辗转多处后又回到宁波，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同治四年，张文祥打听到老友随马新贻来到浙江，便专程去杭州拜访。徐义热情款待张文祥，两人喝得醉醺醺的。当张又要举杯和徐干的时候，徐摇摇头，喷着满嘴酒气问：“张哥，你说世上的人心可测不？”
张歪着头，脸上紫红紫红的，手中的杯子仍高高地举着，眯起眼睛答道：“如何不可测？好比你我兄弟之间，彼此的心思都明明白白的，你想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也告诉你。”
徐又摇摇头：“张哥，你我之间当然没得话说，当官的人心就难以猜测，尤其是大官，更是心眼儿比我们兄弟多几十个。好比马中丞吧，他的行事，就是我们兄弟不能想象的。”
见张文祥醉眼矇眬地望着他，徐义将嘴巴凑过去，对着张的脸说：“张哥，我告诉你一件绝密的怪事，你听后莫对别人说。”
张文祥胡乱点点头。
“前天，马中丞收到新疆回王的一封诏书。诏书上说，回部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东下，浙江一带征讨事宜，委卿就便料理。马中丞得书后回报，东南数省，全部交给我马某人。”
张文祥一听，把手中的酒杯往桌上狠狠一放，骂道：“这不是叛贼逆臣吗，我要杀掉他！”
“小声点！”徐忙用手捂住张的嘴。“你说，这人心可测吗？马中丞当了这样大的官，还要背叛朝廷，投降回部，真不可想象。”
说罢，二人又接着喝酒。张文祥在杭州住了几天后，回了宁波，在宁波城里开起了一家小押店来。
小押店是做什么的？其实就是小当铺。附近人家有一时银钱周转不过来的，拿样实物来抵押，换些钱去。到还钱时，一千文加一百二百利息，比大当铺高得多。但大当铺不押小物件，贫寒之家便只能求助于小押店。张文祥带着老婆孩子开个小押店，日子过得很艰难，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岂料马新贻又宣布取缔小押店，简直不让他活下去了。张文祥这一气非同小可，记起徐义说的私通回部、蓄谋造反的话，便起心要杀掉马新贻，既为国家除害，又为自己泄愤。就这样，一等数年，才遇到校场阅课的机会，一刀刺死了仇人。藩司梅启照审讯，他大模大样地坐在地上，叫他跪，他不肯，问堂上坐的是何官。衙役告他是藩台，他笑着说：“藩台，小官，不足以审我。我有绝密大事相告，非将军来不说。”
梅启照被弄得很尴尬，无法，只得请魁玉。魁玉来后，张文祥说：“请发兵将总督衙门围起来，命令家属统统出去，我再对你说。”
魁玉怒了，骂道：“这是个疯子，不要睬他！”
张文祥大笑：“我是个疯子，你们不必审了，快杀吧！”
梅启照把魁玉拉到一边说：“将军请勿发怒，即算是疯子，也听听他说些什么。”
于是，所有无关人员全部退出，仅留下魁玉、梅启照、张文祥三人。这时张文祥才将为国除一大回匪之事说出。魁、梅听后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魁玉才拍着桌子嚷道：“你这是诬蔑！”
“将军先不要骂我。”张文祥平静地说，“你亲自带人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若不得回王伪诏，将我五马分尸都行。”
魁玉、梅启照四目相对，唬得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到底不敢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
吴汝纶这段传闻说得绘声绘色，听的人惊异不已。曾国藩浅浅一笑：“这真是海外奇谈，马穀山死后还要背上一个通回谋反的黑锅，可怜可悯！”说罢问薛福成、黎庶昌，“你们还听到些别的没有？”
黎庶昌说：“我听到的又是一种说法。”他也不慌不忙地说出一段故事来。
刺客张文祥为河南汝阳人。道光二十九年，张文祥变卖家产买了一批毡帽，到浙江宁波去贩卖。在宁波结识了同乡罗法善，后又娶罗之女为妻，生有一子二女。子名长福，长女名宝珍，次女名秀珍。咸丰年间，张文祥开起小押店来，并雇了一个帮工叫陈养和。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将来宁波，张文祥将家里的衣服、银两和几百洋钱装箱，交给妻子罗氏，要她带子女出城避难，张文祥则和陈养和在店看守。
恰好张文祥有一同乡陈世隆在太平军中充后营护军。太平军攻下宁波时，陈世隆便派几个兵士保护张文祥的小押店，又在门口插太平天国旗帜一面，贴告示一张，张文祥的店铺因而无事。不久，陈世隆撤离宁波，将张文祥、陈养和带在军中。在打诸暨县沙家村时，陈世隆战死，张文祥、陈养和仓皇逃出，投奔侍王李世贤部，后又随李世贤转战各地。同治三年九月，张文祥在漳州抓到一个清廷的把总，名叫时金彪。时金彪也是河南人，张文祥见太平军大势已去，便和时金彪一起逃走了。后来时金彪经人荐至马新贻署中当差，张文祥乘海轮回到宁波。这时其妻罗氏已跟一个名叫吴炳燮的男人同居了，那一箱银钱也归吴所有。张文祥报官，县官将罗氏断回给张，银钱则断给吴。
张文祥心怀不满，又无钱，转而求助于昔日的狐朋狗友王老四等人。王老四又介绍张认识龙启云。龙启云与海盗有联系，他给一笔钱与张文祥，张又重开小押店，并代龙销赃图利。
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巡视到了宁波。张文祥欲借巡抚威力压服吴炳燮，迫他交出银钱，遂拦舆喊控。马新贻见是这点芝麻小事，将状子向轿外一扔，吩咐起轿，任张在后面呼喊，不理不睬。吴炳燮得知后十分得意，四处讥笑张无能，乘此机会，又将罗氏勾引走了。张再向县衙门告状。告准后将罗氏追回，逼罗氏自尽。过几天，龙启云、王老四请张文祥喝酒。几杯酒下肚后，张文祥心中的怨怒发作了，将告状而巡抚不理睬，遭吴炳燮欺辱，弄得家破人亡的痛苦心情，对龙、王发泄了一番。
“张大哥！”龙启云拍着张文祥的肩膀，煽动性地说，“男子汉大丈夫再没有比妻子被人霸占更耻辱的事了，暗中支持吴炳燮的就是那个马新贻。他掷状不理，让你当场出丑，长了吴炳燮的气焰。”
“马新贻真不是个东西！”王老四也乘着酒兴骂起来。“前向捕捉龙三哥，虽说没抓到，但一笔三万两银子的买卖给吹了，还死了几个兄弟。”
“我真恨不得杀了那个杂种！”龙启云气愤极了。“只是我功夫差了些，久闻张大哥武功好，又是最讲义气的江湖好汉，你替我们报了仇如何？”
“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张文祥刷地撕开衣衫，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脯，右手掌在胸口上重重地拍了两下。“老子反正是山穷水尽的人了，拼上这条命不要，为我自己，也为兄弟们出这口怨气，宰掉姓马的！”
龙启云大喜：“张大哥果然是个义烈好汉，我们也不亏待你，明天我拿三千两银子来，你把家安顿好，无牵无挂地去办事。”
第二天，龙启云真的交来三千两银子。张文祥请来罗氏的寡嫂罗王氏代他照料未成年的一子二女，三千两银子他自己一两都不留，全部交给了罗王氏，又向罗王氏作了一个揖，然后离家而去，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张文祥为使行刺确有把握，便隐居一个山村里，每天半夜起来，燃香于数步之外，将匕首朝香火掷去，火灭为度。一年后，香火在十步内百发百中。两年后，香火在二十步内百发百中。三年后，香火在三十步内百发百中。张文祥自知功夫到家了，便出山找马新贻。这时马调任江督，又访得时金彪在马的身边做事，在与时金彪晤谈中，得知七月二十五日马新贻要在校场考试武课，于是便选定在校场下手。出事后第五天，时金彪因丧母告假回老家去了。
黎庶昌说完后，曾国藩轻轻颔首：“莼斋说的这个故事有几分可信。”又问薛福成：“你还听到什么好的故事，说出来大家听听吧！”
薛福成笑笑说：“现在江宁城里，百姓头号感兴趣的事便是刺马——张文祥刺杀马新贻，连来江宁参加乡试的秀才们都无心读书作文了。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的有板有眼，有的荒诞不经。前面三位说的，我也断断续续听到过，也还有其他说法的。有的说马制军逼死了张文祥的妻子，张文祥蓄意报仇；也有的说马制军幼时与盗首四人相交，张文祥为其中之一，马制军发迹后，张文祥等人投营自效，马制军怕少时事暴露，密谋杀张文祥等四人。张侥幸逃出，另外三人被杀，张为朋友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说张文祥为捻贼头目，所部八百人皆能战，屡败马制军。马遣人说降，言辞恳切，张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谁知降后八百部下全被马所杀，张侥幸逃走，遂与马制军结下血海深仇。还有说张是漏网长毛，要为他已覆灭的天国报仇。”
“昨天，我去夫子庙闲逛。升州茶楼赫然挂出一块粉牌，上书：苏州第一金嗓岳美娥演唱长篇评弹《金陵杀马》。我一看奇了：案子还正在审，怎么评弹倒就出来了？我进茶楼一看，所有茶座全部坐得满满的，生意比以前兴隆十倍还不止。茶博士带着我转了多时，才找到一个位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边弹边唱，我足足听了一个时辰，都给它迷住了。弹词里说，张文祥的妻子被马制军奸污逼死，他立誓报仇雪恨，从杭州追到福州，又从福州追到江宁，前后六次都未成功，这次是第七次了，老天保祐，有志竟成。那写弹词的完全站在张文祥一边说话，把马制军说得一无是处，百姓也借机发泄对官府的怨愤，都说张文祥是条好汉。还有人当场出面为张文祥募捐，要为他修墓刻石碑，居然不少人捐了钱。真正是怪事！”
“大人，叔耘说得好，这是件怪事。”赵烈文经过一番深思后说，“依卑职看来，怪在两点：一是张刺马这件事的本身，二是为何传闻这样多，这样离奇。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赵烈文的提问引起众人的共鸣，曾国藩也在深思：不久前的津案和眼前的马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案子。一个卷入的人达数万名之多，凶手不易抓到，看似很复杂，但案件的起因、性质、是非，却是明朗清楚的，它的棘手，在于涉及洋人。一个卷入的人只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