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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芳走到圆球旁边，对曾国藩说：“老中堂大人，这是制造局全体洋人朋友送给您的一件礼品，它叫地球仪。”边说边用手轻轻一拨，那球绕着铁棒转了起来。
地球仪！这真是一件新鲜把戏，曾国藩过去没有听说过。
“洋人朋友听说老中堂要来视察制造局，忙了几天，由傅兰雅先生指导，做成这个地球仪，全世界各国各地都在这个球上。”
曾国藩背手来到圆球旁，问：“中国在哪里？”
“在这里。老中堂请看。”仲芳把地球仪转了半圈，熟练地找到了中国。
“上海呢？”曾国藩又问。
“这儿。”仲芳用手指在一个小黑点上。“这边就是海了。”他边说边旋转圆球，手指画出了一条横线。“穿过大海，就到了科尔先生和史蒂文生先生的家乡——美国。”
曾国藩凑过脸去看了一眼。仲芳又用手指画了一条线，落在一个曲线圈圈内，说：“老中堂请看，这就是傅兰雅先生的家乡——英国。”
曾国藩边看心里边想：“好聪明的洋人，用一个球就把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要不了半天，各国的地理位置就会记得一清二楚。”本欲大大地称赞一番，想一想，又把话噎了下去，只是浅浅地一笑，说：“谢谢各位，我收下了。”
仲芳指挥工役抬下去。正要出门时，傅兰雅叫住了他。傅兰雅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曾国藩说：“曾中堂，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人才，这位聂仲芳先生今后一定可以成为贵国一位大企业家，他很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聂仲芳进门的举止就已博得曾国藩的注意，这时又听傅兰雅如此称赞，便和气地问：“聂仲芳，你这样轻的年纪，就受到傅兰雅先生的赏识，不简单呀！”
聂仲芳谦虚地回答：“这是傅兰雅先生对年轻人的偏爱，我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喜欢向傅兰雅先生和其他各位洋先生请教。”
“年轻人好学好问，就是最大的优点，凭这一点，今后就前途可观。”曾国藩望着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父亲做什么事？”
“卑职名叫聂缉槻，贱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父亲聂亦峰，在广东高州做知府。”
“你是聂亦峰的公子？”曾国藩颇为惊喜。
“老中堂认识家父？”聂仲芳吃了一惊。
“岂止认得，”曾国藩开朗地笑道，“你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真的？”聂仲芳乖觉地双膝跪下，叩头，“老伯受侄儿一拜。”
“起来，起来。”曾国藩笑道，“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我这个做老伯的心里也高兴，明天上午你到我这里来聊聊，我要看看你跟着容会办和各位洋先生学得怎样？”
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缉槻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缉槻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槻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槻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辏г耍肫鹆思木雍胍闼孪坠グ睬熘叩恼粤椅模肫鹆松险两习瞬叩难Ω３伞３跎６坎慌禄ⅰＵ庵殖衿羌淠涯芸晒蟮摹２恍业氖牵磐窭矗硇矶喽喔挥刑觳诺纳倌辏亲吭降募叮３１痪痈呶徽拼笕ǖ睦献矢衩牵嵋椎匾浴翱裢薄扒潮 倍右苑穸ǎ貌坏接τ械闹厥樱贾率磺宓奶觳怕衩弧⒆渴独渎涞娜瞬疟纭ＴＲ源俗越搿Ｋ钪煜轮螅卤渲烈螅龇且皇忠蛔闼芪郑匦刖偬煜轮呕嵊谝唬丝善教煜滦斯业牡览恚蚨逊⑾秩瞬拧⒔币慈瞬拧⑴嘤瞬拧⒅赜萌瞬抛魑约旱姆帜谌挝瘛Ｔ谑且愿雍驮玫难丈阅艏菜担骸敖献芫钟胁簧俦锥耍乙蔡搅艘恍┓缪苑缬铮隳苡行墓鄄斓剑帜芴孤实刂赋觯獗闶嵌宰芫值囊淮蠊毕祝易曰岷苤厥印Ｄ悴灰腥魏喂寺牵裁椿岸伎梢猿ǹ党隼础！�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两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