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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第二天就搬进桑园街赵家祠堂。曾国藩想起杨载福在洞庭湖上的精彩表演，觉得杨载福实在是个难得的水师军官，便向彭玉麟介绍了杨载福。二人相见，甚是欢洽。前些日子，曾国藩从长沙请来永泰金号老板黄冕到衡州。黄冕曾在江苏一带任过多年知府，见过许多炮船，视察过江苏水营，对办水师有经验。又调来在广西管带过水营的候补同知褚汝航。杨、黄、褚三人和彭玉麟一起商讨水师的筹建，先定在石鼓嘴下的青草桥边建一大造船厂，广招各方木匠，努力造船。为互相辨认和壮声势，彭玉麟还为新筹建的水师第一营设计了各色旗帜。
常言道，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衡州、衡山、祁阳一带历来多船民。这些船民，并不打鱼，而是靠长途运货为生。自从太平军这一两年在湘江、洞庭湖一带点燃战火以来，长途贩运的船民的生计受到很大影响，许多人只得改行另谋生路，但大部分既无田，又没有别的手艺，生活很困难。得知曾国藩在衡州招水勇，连个橹工的饷银都可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于是这一带失业的船民接踵而来。短短十天，前来投军的便有二三千，大大超过一个营的编制。曾国藩决定从中挑出一千五百人，同时建三个营。任命彭玉麟为第一营哨官，杨载福为第二营哨官，褚汝航为第三营哨官。
七湘江水盗申名标
自从彭玉麟的到来和水师的顺利建成，湘勇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每逢单日，曾国藩去演武坪，逢双日则去石鼓嘴，见塔、罗训练的陆勇和彭、杨训练的水勇都在认真操练。坪里，刀枪闪光，杀声震天；江面，旌旗耀眼，战船如梭。水陆两支人马威武雄壮，曾国藩心情十分欢悦。这些日子来，每天夜晚曾国藩都和康福对弈。康福将祖传秘局一一传授给曾国藩，曾国藩的棋艺大有进展。这天夜里，曾国藩与康福又在以康氏祖传的云子切磋棋艺，彭玉麟、罗泽南等在一旁观看。正下得起劲，一个水勇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禀报：“曾大人，彭总爷，江上有贼偷袭我们，杨总爷正率领人和他们在搏斗。”
曾国藩忙把棋子一扔，对彭玉麟说：“到江边去看看。”
说完，二人带了几个随从，骑着快马，一溜烟向石鼓嘴江边跑去。
黑夜里，只见江面上灯火通明，七八条水师长龙围住一条极大的民船，民船上装着垒得高高的麻袋，那些麻袋里装的都是湘勇的口粮。快蟹上的水勇们，一手提着刀，一手擎着火把，七嘴八舌地吆喝。一些人则纵身跳到民船上，与船上的人扭打。江面，有两个人头在水面上下出没。曾国藩来到岸边，立即又叫开出四五条长龙，命令他们务必将民船上的人全部抓起来。约摸过了半个钟点，杨载福钻出水面，一只手抓住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拖到岸边。时已隆冬，杨载福出水后已冷得发抖。曾国藩看那人时，只见他脸色青灰，就像死去一般。曾国藩要杨载福进舱换衣，并吩咐多喝几口白酒，又叫人拿出一套干衣服来给那人换了。接着走进船舱，亲自审讯被抓的一批窃贼。这批窃贼共有十六人，他们招供，因生活所逼，前来盗窃军粮，为头的就是被杨载福从水中拖出的那人，名叫申名标。
申名标被押了上来。此人年近四十，长得五大三粗，慓悍狰狞，见到曾国藩，便双膝跪下，说：“我申名标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我甘受大人处罚。在水中擒拿我的那位壮士一手好功夫，我佩服，如果大人不嫌我是窃贼，我愿投靠大人麾下，为大人效力。”
曾国藩问：“你除开会偷盗外，还有些什么本事？”
申名标苦笑了一下，说：“大人，偷盗不是我申名标的本事，只是这些天来，弟兄们揽不到事干，家里老少都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我们眼红大人军中的粮食。大人，我们是被逼干的。我申名标十几年前，也曾是关天培将军手下的把总，于水战稍知一二。大江之上，一刀在握，二三十条汉子并不在我的眼中，这上下百余里水面上，提起我申名标的名字，船民中无人不知。”
杨载福在一旁说：“这小子是有些能耐，十几个兄弟都被他打下了水。水下功夫也来得。”
曾国藩捋着长须，微闭着三角眼在思索：这申名标分明是个湘江上的水盗，梁山泊里阮氏三雄那样的人物。这种人最无品行操守，给他当个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都带坏；若只给他当个普通勇丁，谁又能管得了他？如不要，此人勇敢，有些功夫，目前正是用人之际，埋没了他的长技，又太可惜。尤其是当过关天培手下的把总，这点更使曾国藩动心。对关天培，曾国藩一向钦佩，在关提督手下当过把总的人，总不是十分不济的人。收，还是不收？曾国藩在犹豫着。彭玉麟说：“大人，这等鼠盗之辈，纵有某些长处，也还是以不用为好，将来败坏军营风气，为害更大。”
杨载福见曾国藩沉吟不语，便说：“大人，雪琴兄的话固然有道理，但依载福看来，此人尚能用。我与他交手半个时辰之久，无论水上水下的功夫，湘勇水师中还少有人及得他的。况且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主要看在驾驭得不得法。”
曾国藩频频点头，杨载福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暗思，莫看杨载福年纪轻轻，真有大将气度。曾国藩睁开眼，微笑地看了杨载福一眼，然后转过脸去，威严地审视申名标良久，厉声训道：“申名标，你带头偷盗我湘勇军粮，犯了死罪，你知不知道？！”
申名标磕头如捣蒜：“小人知罪，小人罪该万死。求大人饶命。”
曾国藩喝道：“你这等偷鸡摸狗之辈，本不应该收留，以免坏了我的营规。本部堂怜你有一技之长，目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为国家着想，又看在杨总爷的面上，收下你。就派你在杨总爷营中听命。今后要遵杨总爷将令，老老实实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立了功，一样少不了你的升官发财；若旧病重犯，两罪并罚，本部堂军法不容！去吧！”
申名标见曾国藩收下了他，喜不自禁，忙又磕头。起来后，又在杨载福面前磕了两个头。曾国藩命令将抓到的窃贼，每人杖责十板后放了。申名标本无妻小，跟那帮兄弟说了几句分别话，也不回去了，当夜便宿在船上。
从那以后，申名标便在杨载福的水师二营中充当一名水勇。申名标十分感激杨载福的恩德，对他毕恭毕敬，训练时百倍卖力，又加之对水战很有一套，不久，杨载福便提拔他当了一名什长。申名标又暗地召唤来二三十个船民头领投靠杨载福。杨载福放排出身，自然十分熟悉水上船民的性格，知道他们大都骁勇粗豪，不受约束。他不仅能容下申名标，又见他招来的兄弟个个都有一身硬功夫，且其中几个，杨载福在放排时就已闻其名，故而对他们一概欢迎。这批人也死心塌地跟着杨载福。一个月后，杨载福提拔申名标当了一名哨长。申名标给杨载福当参谋，将在关天培水师中所学得的布阵操练的功夫全部献了出来，协助杨载福训练。杨载福的水师二营果然进步甚快，在三个水师营中一枝独秀。其他两营也不甘落后，水师中出现一股你追我赶的气氛。湘江本一向平静温柔，像个待字闺中的淑女，这下弄得一天到晚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变得如同一个准备出征的武夫似的。曾国藩见三营水师蒸蒸日上，又恰好这时收到郭嵩焘在湘阴募集的二十万两饷银，于是索性比照陆勇的建制，也建十个营。告示一贴出去，应募者纷至沓来。那个年代，老百姓贫穷困苦，走投无路。苦难的岁月，使得人对生的留恋大大减弱，对死也不甚畏惧，反正生和死都差不了多少。他们想：投军吃粮，固然容易死在战场，但吃了几天饱饭，喝了几顿好酒，就是死了也值得，兴许还能在战场上发横财也不可知。若祖上的坟堆葬得好，说不定还可杀出个军官来，光宗耀祖，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不上半月，水师又建起七个营，连同原来三个，共十营。战船不够，曾国藩便委托黄冕在湘潭又建一座船厂，昼夜不停地改造民船，制造新船。又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对这十营水师分外喜爱，彭玉麟、杨载福又是他一手赏识提拔上来的营官，可谓真正的心腹嫡系。曾国藩将大部分心思转而用在水师上，他甚至认为，这十营水师，才是真正的曾家军。
正当彭玉麟、杨载福等人指挥十营水师在湘江上，按照周瑜当年所创造的长蛇阵、方城阵、八卦阵等阵势，并参照关天培训练水师的经验逐日操练时，太平军西征军在千里长江两岸取得了辉煌战果。安徽战场上，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主持全局，先是攻克集贤关、桐城、舒城，帮办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接着是庐州克复，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江西战场上，国舅赖汉英在占领湖口后，战船进入鄱阳湖，一举攻克南康府。接着湖口、九江易帜，又连克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浮梁，击毙守城官吏。国宗石祥祯指挥大军从江西西上进入湖北，克复武穴、田家镇、蕲州。张亮基奉旨降调，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在黄州府城外二十里的堵城。节节胜利的西征军将士，从水陆两路再次包围湖北省垣武昌。
一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江忠源、吴文镕先后兵败而亡，给曾国藩刺激极大。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十余年，曾国藩赏识、推荐他。江忠源也不负期望，军兴以来，建楚勇，守城池，屡立军功，两三年间，便由署理知县而升至巡抚，为湖南读书人走立军功而显达之路，树立了一个榜样。江忠源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多次向朝廷禀报曾国藩在衡州练勇的业绩，并为他争取了扩勇的合法地位。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官场上，江忠源都是曾国藩可以靠得住的朋友。不想正在功名日隆之际，却突然应了他当年“以节烈死”的预言。如同心中一根支柱被摧折，曾国藩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吴文镕是曾国藩戊戌年会试座师，是一个于曾国藩有大恩的人。吴文镕从贵州巡抚任上奉调为湖广总督，途经长沙时，书报曾国藩来长会见。曾国藩因军务方殷，不遑离开。吴文镕到武昌后，多次请曾国藩派勇援助，并奏请朝廷下令调派。曾国藩因对湘勇出省作战无把握，宁愿冒着有负恩师与朝命之大不韪，都不肯派一兵一卒北上。他写信给恩师，要他坚守武昌，等几个月湘勇训练好了后再出兵。但朝廷的严责、湖北文武的讥讽，使得吴文镕不得不亲到前线督兵。战死前两天，他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被逼来到前线，必死无疑，环顾皖赣鄂湘四省，唯一能与洪杨作战的，只有衡州一支人马，要曾国藩好自为之。吴文镕的阵亡，使曾国藩负着一层深深的疚意。
忽然又报围攻武昌的太平军分兵为二，一支由北王之弟韦俊统率，继续攻打武昌城，一支由翼王胞兄石祥祯与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金一正将军罗大纲等统率，名号征湘军，挺进湖南，要打通天京至两广的道路。消息传到长沙，骆秉章火速上奏朝廷。咸丰帝降旨，令曾国藩尽快从衡州发兵，堵住征湘军南下，并进而北上救援武汉。
接到皇上的谕旨，曾国藩仍按兵不动。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向广东定购的洋炮还只到八十座，大部分未到。二是大军启程，要几千夫役，这笔银子尚无着落。这几个月招募水师，开办船厂，靠的是郭嵩焘募来的二十万两银子。国库空虚，朝廷所拨的银子远不够用。湖南藩库只原来那一千号人的饷银，一两银子也未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银子，哪来的先行粮草？甚至连勇丁们近来训练的劲头也大大降低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不能对任何人讲的：有意缓点出兵，隔岸观火，看看骆秉章和鲍起豹在长毛面前丢城失地的狼狈相，到那时自己再来收拾残局，扬眉吐气，岂不更好？
洋炮等一等就会来的，曾国藩并不着急。但银子缺乏，却最使他头痛。向衡州城里几家大绅士、大商号发出的捐饷书，已经五六天了，好比泥牛入海，无半点消息。曾国藩为此事十分心焦。
“大人，捐饷一事有了点进展。”彭玉麟走进赵家祠堂，面有喜色地对曾国藩说。
“呵？快坐下来谈谈。”就像久旱时听到一声雷响，曾国藩眼里射出兴奋的光芒。
“昨天下午，杨健的孙子杨江派人邀我到他家去。”杨江为户部候补员外郎，两个月前丧母回衡州，其祖父杨健以湖北巡抚致仕。杨家是衡州城里绅士中的首富。曾国藩对杨江相邀甚感兴趣。忙问：“足下跟杨江熟？”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