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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看在眼里，若再翘尾巴，可能会连他这个统帅的话都不听了。想告诉他胜保欲借此挖空湘勇的实力，壮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又怕这个心里不能藏话的直汉子，将此话捅出去，日后更与胜保结下不可解的怨仇。无奈，只得用几句话敷衍着鲍超，心里急得如同火烧油煎，终日绕室彷徨，拿不定主意。
这天康福提醒道：“胡中丞近来驻军黄梅，离祁门不远，何不派人送信与他商量一下；左宗棠素有今亮之称，也可以问问他。”
曾国藩觉得有道理，立即派人分别到黄梅、浮梁，征求胡、左二人的意见。几天后，回信来了。胡林翼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左宗棠说：“江南贼势浩大，正赖湘军中流砥柱，霆字营不可北上。”胡、左态度明朗，湘勇当全力对付太平军，不能北上勤王。但不去，以什么作为合法的借口呢？这一点，二人都没有好的主意。
曾国藩决定广泛征求幕僚的意见，命他们每人就此事写一个条陈。条陈送来了，大部分人的意见主张救君父之急，立即遵旨出兵；也有几个条陈说按理当勤王，取势当剿贼，按理还是取势，由制军独裁。几十张条陈阅罢，曾国藩深感失望。
“恩师，我没有写条陈。”李鸿章进来了，一眼望见桌上散开的一大叠纸，知曾国藩仍在为此事发愁。曾国藩这才想起，人人都上了条陈，唯独李鸿章一人没上。
“你为什么没有写？”
“有些话不便写在纸上，我想和恩师面谈。”李鸿章回答。
“好吧，坐下慢慢谈。”曾国藩素来喜欢和人谈话。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在察言观色的过程中，他对其人便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而这个认识，以后实际证明大半是对的。他因而有“知人”的美名。在与朋友、幕僚的谈话中，他能从对方的言谈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获得多种知识。虽然闲谈耽搁了时间，但总的来说，所得大于所失。
“恩师，门生为此事想了很久。”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手掌合着，夹在两腿之间。这情景，使曾国藩想起过去在京师碾儿胡同里，师生之间常常这样对坐论学。那时，老师的年龄恰好是今天学生的年龄。“岁月过得真快呀！”曾国藩心里轻轻地感叹一句。
“门生以为，进京勤王一事，实属空言，于皇上无半点益处。”李鸿章少年得志，锋芒毕露，说话办事，向来不知忌讳。这一点，与曾国藩大不相同。
“少荃，你这话从何说起！”曾国藩的口气似乎有点不悦。
“恩师，洋人已抵京城，如果他有意加害皇上的话，完全可以凭着洋枪洋炮的威力，向热河追去。挡得住也罢，挡不住也罢，都只是三五天之内便见分晓的事，哪有从数千里之外调兵入卫的道理？这不是皇上被突然变故吓昏了头，便是有人要借此夺走湘勇的五千精锐。”李鸿章的话干脆尖锐，一针见血，曾国藩听后心里很痛快。
“你认为洋人有加害皇上的意图吗？”学生已不是当年幼稚的书生了，老师也不自觉地放下了架子。
“门生以为，洋人之举，绝没有加害皇上的意思，只不过是逼皇上答应他们修约，欲占我大清更多的便宜罢了。历来外族入侵，要社稷者难免刀兵相斗，要金帛子女者都好办。恭亲王年纪不大，却极有办事才能，一向对洋人礼之甚恭。依门生之见，洋人在恭王那里可以得到所要的一切，京师再不会出现大的变乱了。”
“少荃，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北援事关君臣大义、将帅职责。君父有难，臣子岂能袖手旁观？洋人即使不再北进一步，我湘勇将士也应该受命入京呀！”毕竟老师的尊严要保持，曾国藩不能再以刚才的口气问李鸿章。明明是希望学生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老师却以教训的口吻说话。李鸿章对老师的性格是熟悉的，忙答道：“恩师教导的是，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恩师与胡中丞，位居督抚，理应亲带湘勇前往，鲍超乃一战将，非一面之才，且受胜保指挥，亦恐二人难以协调。依门生之见，恩师可据此再作一奏折，请皇上于曾、胡二人中指定一人，统兵北上，护卫京畿。圣旨下达之时，立即发兵。”说到这里，李鸿章压低了声音，“从祁门到京师，奏折最快要走半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了协议。到那时，北援勤王一事，已是过丘之水了。”
机灵鬼！曾国藩情不自禁地在心里说着，他对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计策的妙处已完全明白了，一个困惑他七八天的难题终于解开。曾国藩一阵轻松，笑着说：“少荃，那就麻烦你拟个折子吧！”
奏折拜发后的第二天，丢失徽州府的皖南道员李元度，蔫头耷脑地来到祁门。当他得知祁门刚刚渡过危难之后，心中万分内疚。他想向曾国藩负荆请罪，又怕昔日同窗不容他，便托李鸿章去试探下。果然不出所料，曾国藩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声地对李鸿章说：“他还有脸见我，我都没有脸见他！你问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亲手立下的军令状？”
李鸿章见老师正在盛怒之时，不便多说，只得轻轻退出。刚走到门槛边，曾国藩又叫住了：“少荃，你赶快替我拟一个折子，参劾李元度。”
李鸿章吃了一惊，唯唯诺诺地答应两句，赶紧退了出来。
身材瘦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号称“神对李”的皖南道台，是个人缘极好的人，众幕僚纷纷为他鸣不平。李鸿章因为有昨天的大功劳，自觉在众人眼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便俨然以首领的口气说：“我们一起到曾大人那里去，替李观察说说情吧！”
大家都赞同。
当一群幕僚出现在房门口时，曾国藩不知出了何事。李鸿章从队伍中走出，向曾国藩打了一躬，说：“大家都说李次青丢失徽州府情有可原，这次就宽恕了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原来是他煽动幕僚们来动摇自己的决策，曾国藩火了，气得吊起三角眼，厉声问：“李元度丢城失地，辜负了本督对他的期望，有什么情可原，你说？”
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凶恶地斥问，李鸿章很觉丢面子。他心想：我虽然是你的学生，也有三十七八岁了，也是朝廷任命的四品大员，昨天才帮你渡过了难关，怎么今天就不记得了？再说李元度是你要好的朋友，参劾他，于你脸上也不光彩。
想到这里，李鸿章心里有一股委屈感，壮起胆子分辩道：“李元度诚然犯有大错，但门生听说，绿营副将徐忠勾结长毛，是这次失守的主要原因。徐忠勾结长毛，能得到绿营官兵的支持，又因为五个月未发饷银。李次青到徽州仅只九天，要说追查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副宪。”
“张副宪守了六年徽州不曾丢失，你去找他吧！”曾国藩冷笑。
“要说失城就参劾，鲍提督先失了宁国府，正因为宁国府丢了，才祸及徽州府，要参劾，得先参鲍超。”
“鲍超有丢宁国之罪，也有救祁门之功。李元度丢失徽州二十多天了，一面不露，他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听到有人编‘士不可丧其元，君何以忘其度’的对联骂他吗？”曾国藩凶狠地望着李鸿章，众幕僚见状不妙，都不敢做声。
“恩师。”李鸿章见曾国藩仍不让步，只得祭起最后一个法宝了，“李元度从咸丰四年跟随您，六七年来战功累累，恩师曾多次对人说过，于李次青有‘三不忘’。今天何以这般计较他的一次过失，岂不会寒了湘勇将领们的心！”
李鸿章没想到，恰恰是这几句话把他的恩师逼到了悬崖边。曾国藩又羞又怒，气呼呼地从椅子上站起，吼道：“李少荃，你是要我徇私枉法吗？李元度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李鸿章也生起气来，倔强地顶了一句。门生的这句话，大出曾国藩的意外，他本想冲上前狠狠地训斥一顿，猛地想起丑道人陈敷说的“杂用黄老之术”，拼命地将火气压了下去：
“好吧！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李鸿章是个异常机敏的人，他早知将老营扎在祁门，在军事上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太平军也绝不会甘心这次失败，倘若再来一次南北包围，祁门将会连锅端。李鸿章有自己一番远大抱负，他只能依仗老师上青云，不愿与老师共灭亡，现在正可趁此机会离开祁门了：“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先是一怔，随后冷冷地说：“请自便！”
众幕僚见局面闹得这样僵，早已三三两两地先溜了。李鸿章刚要挪步走，又觉心中不忍：“恩师，祁门不可久驻。门生走后，请恩师速将老营移到东流。”
曾国藩侧过脸去，看都不看一下，挥了挥手：“你走吧，不要乱了我的军心。”
李鸿章心中一阵凄楚，恭恭敬敬地向恩师鞠了一躬，然后慢慢退出，悄悄地收拾行李，连夜和李元度一起，坐着小划子离开了祁门。
不久，曾国荃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速移营东流。曾国藩读毕大受感动，并由此想到李鸿章是真心为他着想，也由此减轻了对李元度的谴责。这年冬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搬到了长江边的东流。
现在，他要全力支持九弟攻打安庆了。
一围魏救赵
曾国荃带着弟弟贞干，统帅吉字营、贞字营一万四千人屯于安庆城下，已有七八个月了。他采取的仍是过去围吉安的老办法，稳扎稳打，长围久困。曾国荃是个以蛮出名的人，他遇事不干则已，干则非达目的不可，拼上血本，甚至贴上老命也不在乎。那时安徽连年战争不息，皖中、皖南，太平军和湘勇打得你死我活，皖北捻军、苗沛霖团练、胜保袁甲三的绿营之间也斗得难分难解。从咸丰三年开始，七八年间无一日无战火，无一地无硝烟，再加上干旱、蝗虫，真个是天灾人祸，集于一时，东南八省，以安徽百姓受苦最为深重。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事，在这里常可见到。人肉公开出卖，一斤标价从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不等。曾国荃将军中一千石积压发霉的陈米拿出来，招募民夫，替他挖濠沟。告示一贴出去，安庆府六县饥民便蜂拥而至。他用这批廉价的劳力，绕安庆城外挖了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的大濠沟，只在南门外靠长江一带与东门外靠菱湖一段留下两个缺口。这两道濠沟相距两里多路。前濠又称外濠，用于阻挡援军；后濠又叫内濠，用于围住城内的太平军。吉字营就扎在两条濠沟之间。曾国荃在湖南新招五千勇，连同原来的五千，共一万人，习惯上仍叫吉字营，实际上已有二十个营了。他按建营初期前、后、左、右的称呼，将二十个营分成四个部分。四年前，曾国藩曾荐萧启江、江继祖、萧庆衍、彭毓橘为吉字营营官。不久，萧启江回籍守丧，江继祖阵亡，萧庆衍被李续宜拉去。于是曾国藩又荐萧孚泗、李臣典、刘连捷代替。曾国荃以彭、萧、李、刘为分统。每个分统下隶五个营。曾贞干贞字营四千人，分为八个营。这支人马，曾国荃私下称之为曾家军。曾国藩将它看成真正的嫡系，它的粮饷装备都要优于李续宜、李元度、鲍超、张运兰、萧启江等陆路各部，甚至也比他所喜爱的水师要好。
曾国荃驭勇自有一套与大哥大不相同的办法。他不作什么忠于皇上之类的训话，也没有繁琐的规章制度，他的办法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打仗时，所有官勇都要给他死命地打；不肯出力的，贪生怕死的，他授权分统、营官、哨官，有权就地处决。二是打完胜仗后恣意享乐。通常是，野战打赢了，听任勇丁抢敌尸身上的金银财宝，直至剥衣服；攻下城池后，让勇丁快活三日，这三日内不论奸抢掳掠，杀人越货，一概不问，三日过后再禁止。曾国荃的吉字营保举比别的营都多都滥，有的营官、哨官把自己在家种田做事的兄弟叔伯的名字也写进保举单，曾国荃明明知道，照保不误。这两条办法对农家出身的湘勇来说，最为实在，因此他手下的官勇人人打仗不怕死，成为湘勇中极有战斗力的一支人马。曾国藩对九弟“快活三日”的犒勇之法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曾国荃当面答应，实际上却一点不改。他有他的想法：没有甜头，谁会为你卖命？忠君保朝廷，只能跟读书人说说，种田人出身的勇丁，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吉字营驻安庆城外久了，前濠外新增了不少店铺，其中尤以茶楼、烟馆、妓院为多；有的营官哨官干脆用几十两银子买个逃荒女子，给她盖个茅棚住下，天天相会，好像要在这里成家立业，生活一辈子似的。所有这一切，曾国荃一概不管。
安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