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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近些年来，中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存在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一断裂的社会当然，我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在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已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也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做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中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占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的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在一个讲座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1/3。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低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1980）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20世纪50～80年代农民还可以用农业的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在今天，许多农民反倒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活动，他们反倒比过去几十年更像小农。
须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数量越来越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在目前的中国，农民之所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根据许多地方调查的结果，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只够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
断裂的社会社会的断裂（2）
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在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在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混乱和卫生条件相当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
一个断裂的社会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
断裂的社会再谈社会的断裂（1）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在当时，这本书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甚至表现在我们的语言和词汇中。比如。“新技术革命”、“信息爆炸”等等。也就是说，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场革命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时，为了适应这样的一场革命，我们的体制框架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场革命之中，而且会发现，这场革命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托夫勒的预见。
但现在我们不是要讨论托夫勒所预言的这场革命，而是要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量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让我们从简单的概念说起。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都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的，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