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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具公信力的权威性说法，才能使人们形成正确的判断。第二，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在普通民众非常需要有公信力的权威的声音的时候，这种权威的声音却姗姗来迟。而权威的声音之所以姗姗来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类似的事情，最好不让群众知道，否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三，即使是在权威的声音出现之后，许多人还是半信半疑。之所以如此，除了某些解释的根据和逻辑存在一定问题之外，与传媒和“科学”的公信力是直接有关系的。在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科学服务于政策的功能。政策提倡晚婚晚育，“科学”就论证晚婚晚育如何有利于身体健康；政策提倡计划生育，“科学”就论证少生孩子对健康有利。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科学的公信力下降。传媒就更是如此了。第四，人们总是关注建立和维护公信力的代价，而忽视公信力被削弱的代价。比如，对类似的事情发布消息会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但人们没有去考虑，如果由此造成有关机构公信力的下降，代价将会更大。这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美国要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的个别项目会涉及一些军事秘密。这样一来，允许不允许传媒进行报道，就引起一场争论。一方认为，允许报道可能会泄露军事秘密。另一方则认为，如果不允许报道，损害了新闻自由，这代价会更大。争论的结果，是后一种意见获胜。
在我们的社会中要重建社会公信力，固然涉及诸多的方面，但首先是那些掌握着许多社会资源，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的部门。比如政府、司法、传媒、社会团体和科研部门等。因为对这些部门社会赋予了他们权威，他们也是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的载体。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从“杀熟”到“凌弱”（1）
表面上看，“杀熟”与“凌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如果审视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轨迹，也许可以发现这两个现象的某种内在联系。
“杀熟”现象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全民经商”的氛围之中。许多人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广东流行一句名言：“关系就是生产力。”用今天学者的话来解释，就是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熟人”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一直就是硬币的两个面。在熟人圈子内部，其成员是彼此高度信赖的。而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信任结构主要是存在于这个“熟人”圈子之中。在圈子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是构造信任结构的基本纽带和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刚刚兴起的时候，由“熟人”构成的“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谁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谁就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对信任结构的破坏，最初是以“杀生”的形式出现的。在圈子的内部，是互相信任，甚至是互相利用。而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坑蒙拐骗则成了不成文的规则。但没有多长时间，圈子外部仅有的一点信任结构就很快被破坏掉。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本来以熟人圈子构造信任结构的传统，就使得更大范围中的信任结构难以形成，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互相斗争和倾轧，更使得“防人之心”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而处于雏形状态的市场经济中行为准则的缺乏，无疑使得对信任结构的摧毁显得轻而易举。这样一来，坑蒙拐骗就从圈子的外部，转移到了圈子的内部。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亲戚坑亲戚，朋友坑朋友，老乡坑老乡，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商场失利，恰恰是被熟人、亲戚或朋友所“杀”，因为不是熟人不会上当。
进一步加剧了“杀熟”现象的，就是传销。传销网络的建立，基本是以“熟人”为基础的，许多传销的结果最后演变为利用亲戚朋友间的信任感进行行骗。一个传销者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经历：第二天，表哥又带我去听了一节“推销方法技巧”课，讲的是如何把你的亲朋好友邀约到界首，如何使他们入盟干大事业。步骤大致是：首先按关系把你的亲朋好友的名字，由亲及疏全弄下来，然后写邀约信。其次，拟出亲朋好友被邀约来后，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及怎样解答的方案。最后拟出如何扶持下线发展（骗）人的措施。我在表哥的指点下开始给朋友们写信，从最要好的朋友写起。几位没参加高考又没找到工作的同学十分信任我，接到信后陆续来了。我像当初表哥蒙我那样来蒙骗他们，然后让他们不知不觉地上贼船，待他们无路可走后，就教他们怎样向家里人要钱，怎样跟别人吹牛，怎样灌输歪论使更多的人成为会员。有一天，表哥酒后失言：“说实话，我们搞的就是传销，我一到这儿就想拉你垫背，反正是人骗人，不从亲戚朋友骗起，还能跟陌生人骗？你也是上了贼船的人，只有抓紧干拼命拉人，管他是谁。下面的人越多才越有钱赚，越到后来越只有死路一条。”河北省张家口市工商部门在捣毁的3个传销窝点行动中，查获的16名传销人员全是亲戚朋友关系；在郑州市工商部门查获的“直复式营销”的变相传销活动中，这些传销业务员发展的下线都是自己的同学、战友、亲戚、朋友等；更有甚者，在海南省三亚市，工商部门查获了这样一个来自甘肃省的“传销家庭”，先是母亲丘某将儿子骗来，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然后是上当的儿子如法炮制将父亲骗来，使之成为传销组织的一员。到被抓获时，这个“传销家庭”及其下线分别以合伙做生意、介绍工作等名目，又蒙骗76名亲戚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
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商业领域中，比如在保险推销中，这种“杀熟”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杀熟”现象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最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破坏殆尽。如前所述，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本来就是围绕“熟人”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信任结构。但在“杀熟”的过程中，恰恰是将这种最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信任结构，给摧毁掉了。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就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信任。
但在当时，也有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杀熟”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从而妨碍了更大范围的信任结构的形成；“杀熟”意味着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破坏，在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破坏之后社会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规则，可能会有利于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以小圈子为基础形成的信任结构，确实会对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形成起妨碍的作用。如果对比一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信任结构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被破坏之后，既可能会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也可能是什么样的信任结构也形成不了，而是处于一种没有规则、没有信任、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据报道，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刘涌，便开始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用打砸砍杀种种卑劣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进行检查，因发现该店经营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引起刘涌的不满，便遭到追杀。原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监督管理科科长这样回忆当时的现场：“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着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在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以刘涌的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伙人也加入到犯罪团伙的行列。我们知道，在案发之前，刘涌在沈阳市是一个有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是有名的企业家、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
其实，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比如，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天通苑〃、“银枫家园”、“鹏润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现象。如在扫黑中被打掉的“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公司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自成立以来，这个“拆迁公司”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余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于政府。类似的其实远不是只存在于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的行业中。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存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消失与“黑手党”的关系，指出在信任结构消失之后会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的结构。从上述所列举的现象中，我们再次地看到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从“杀熟”到“凌弱”（2）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还有一种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形成的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是垄断。当前我国存在的垄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并不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在这些不同的垄断形式中，最严重的当然是行政性垄断和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业垄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特别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资源重新积聚的现象，寡头垄断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寡头垄断表现出的以强凌弱虽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的，但却同样的蛮横和无理。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寡头，他们控制了相当一部分金融甚至媒体，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教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才刚刚抬头，但需要我们早有警觉。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1）
有人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人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
一个人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显得有点荒谬。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角色换成我们市场中做生意的两个商人，恐怕这个故事就显得普通而又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会场所，类似的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比如，我们到菜摊上买菜；你说我要两斤西红柿；往往是卖菜的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