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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干这种冒失事情。
丁主任说：“小项，你以后每周都要搞出一个信息上报的要点，报上来我们研究一下，不打无准备之仗。我看，近期还是要围绕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这个重大课题，搞一个系列性的信息快报。你们要把县里的大政方针、重大举措、突出典型搞成专题，分层次上报，还要探索各乡镇工作中，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做法，上报经验性质的东西，你看怎么样？”
项明春连声说好，表示坚决落实丁主任的指示，丁主任感到很满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姓“社”姓“资”的讨论，早已不是话题，但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没有破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五六年时间内，年年都对农村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后来就不发了。这几年来，农业经济徘徊不前，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已经不太稳定。从高层到基层，对于农村怎么搞，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提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因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成了空壳，有的村甚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层干部觉得老百姓的人心散了，不好管了，上级政策已经失去了对群众的约束力，普遍感到对群众没有“拿法”；另一种观点是提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跨越的一步。两种观点此起彼伏，底下人到底也搞不明白究竟哪个正确、哪个不对。东欧发生剧变后，对我们国家影响巨大，理论界认为，“私有化”是“红旗倒地”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壮大集体经济的观点就一时占了上风。各级干部讨论起壮大集体经济来，比较动感情，尤其是乡村两级干部，更认为这个提法是给了尚方宝剑，把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当成了朝着大集体时代经济体制发展的趋势。他们说，要不然，为什么说要强化“统”的功能呢？大家看中的，不是“统”字在这里的具体含义，而是背后更深更远的东西。
项明春当了秘书以后，有许多感悟，其中一条是，有许多时候，政治这东西，是最讲道理又最不讲道理的。对于同一种事物，理论家们能从两种对立的观点中，各自讲出谁也推翻不了谁的道理，都说真理在自己的手里。也许多少年后可以通过实践验证出来这些道理的正误，然而却没有那么多的实践和时间，按照做破坏性实验的办法来验证某个理论。比如丁主任和项明春他们给史主任汇报工作的时候，往往发表一些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项明春认为很有道理，丁主任更是振振有词，觉得自己的看法无懈可击。可人家史主任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毬，那你那呀……”用这一句粗话开头，然后说出一番相反的道理来，把丁主任和项明春他们的说法一下子否定得一无是处。每当到了这种时候，丁主任就表现出对史主任十分佩服的神色来，仿佛领导就是高明，胜人一筹。
后来，项明春又修正了自己的上述看法。他觉得，对事物的判断，究竟是对与错，关键是看谁在当家，谁当家谁就说话算数。有一句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领导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有了一个新思路，马上就有一群文人理论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领导的语言重新整合，从程度、范围两种层面把领导的新思路丰富完善，使之上升为一整套系统理论的高度。另一点是，不管哪种理论占了上风，都能够在大千世界中找到合适的典型和经验，作为理论正确的注脚。许多典型经验都是在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搞农村第二步改革，就是这样起步的。
项明春他们几个按照丁主任的部署，根据县委文件和宋书记的工作报告，搞了本县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系列快报，工作卓有成效。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方书记多次批示，说丰阳县委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工作走在了全市前边，要认真加以总结推广。并且要求有关部门，应该到丰阳看看，从关注“三农”问题的高度，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把工作搞上去。宋书记看到方书记的指示后，当然很兴奋，除了把史主任叫去，肯定了县委办的工作卓有成效，史长运功不可没外，又专门打电话到县委办公室中心组，着实把丁主任夸奖了一番。
丁主任的心情非常激动，立即召开办公室中心组会议，肯定信息组的工作成绩。在传达宋书记的指示时，他的右手本来就有点抖，此时抖得更加厉害，每喝上一口水，底下就洒一片水渍。根据丁主任讲市委领导以及宋书记的重视程度，大家分析，市里有可能要到我们丰阳县总结经验，未雨绸缪，迎接他们就成了县委办公室的当务之急。准备工作必须及早着手，免得陷入被动。具体的工作重点，应当从材料准备、样板点选取和接待应酬等几个方面考虑。
丁主任把这些意见分头报告宋书记、库书记和史主任后，领导们表示同意，于是，丁主任做了全面分工，材料准备当然是查志强的事儿，接待应酬由顾主任操心，侯主任则重点搞好会务准备工作。
对于样板点，就不太好选取。在丰阳县，很不容易找到集体经济发展得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典型。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能够保存下来就很困难，更不要说发展了。瘸子里面挑将军，总有相对好一点的，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了刘集镇的徐坡村。这个村是县里少见的典型，到了今天，这个村的村办砖瓦窑、家禽孵化、水泥预制厂还一直由村里经营着，据上报材料上讲，这个村的群众历年来不仅不交“五粮三款”，年年还能分到一点红利。村支部书记秦振海是一个在全县都叫得响的人，在乡镇干部没有小车坐的时候，他就有一辆破吉普车，侯主任描述这辆车是“远听安二型（最早出现的双层机翼的飞机，响声特别大），近看软壳虫”，虽然经常不接气，百公里油耗二十升，但也是高级身份的象征。秦振海平时骑自行车，只有到刘集镇开会，到县城办事，一定要让原来会开拖拉机的儿子开上这辆破吉普车，神气地坐着，头和手时不时地伸出车窗外，和熟人们打招呼，叫人十分眼热。所以，按照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宏大思路，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就应该像徐坡村这样。
这个样板点定下以后，史主任安排丁主任，让项明春带上信息组的几个同志，先打前站，到徐坡村了解一下情况，摸些素材和数据，炮制出一个成型的经验材料。同时，给村支书秦振海交个底儿，定个调子，让他心里有个数儿，要求他多读几遍县委文件，熟悉熟悉县里的重要精神，到时候对前去参观的人汇报，一定要围绕县里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扯，不要跑题儿。
有了这么精细的安排，办公室又高速运转起来。项明春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又长了不少见识。
四十一
“注水肉”
办公室的桑塔纳轿车是史主任的专用坐骑，平时底下工作人员单独难得一坐。这次，史主任专门派车，让项明春他们坐着下去工作，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和奖赏。临行时，宣传部新闻科的高亮科长也搭上了车，一同前去摸情况，搞调研。
这高亮与查志强相当熟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据查志强讲，高亮写新闻稿子是县里的第一把好手，很有文名，也很自负。高亮在高中读书时，有一个喜欢写作的语文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是他操刀写新闻的启蒙老师。这个老师是个杂家，不仅写诗歌、散文、评论和小说，也写新闻。特别是老师给他们讲：“什么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别的同学没有去认真理解其中的含义，高亮却深得其中的奥妙。他真的编了一个故事，写了一篇“一个人喝醉了酒，有小狗咬他，他很气恼，抓起小狗对着咬，把小狗的鼻子咬掉了，弄了一嘴血”的新闻，投给了报社。报社竟然真的发表了，还给他寄来了两元钱稿费，拿着汇款单让他激动万分，从此迷上了投稿，一发而不可收。但在那时，他当然写不出主旋律作品，无非写一些猎奇性质的社会新闻，如写“一只小鸟会给主人翻书”啦，“母猪生出了一只有象鼻子的小猪”啦等，这些东西很热闹，养眼球，娱乐性强，又没有政治问题，于是，投上去后，报社在报缝花边里照登不误，稿费照发不误，很让高亮得实惠，扬名声。也曾有好事人找到他，问：“你村里那只翻书小鸟能不能见一见？”他会支支吾吾地说“已经死了”或者“飞走了”，反正都是些无可考证的事情。
后来，高亮当兵到了部队，在军旅中不改秀才本色。部队里单调的生活，能让他从中写出复杂的文章。军报上经常见到他的文章，高亮在他所在的部队声名鹊起。他把发表过的文章都剪辑成册，几年下来，很有积累，很有心得。部队领导为了培养他，让他到一所大学进行了培训，给他的大脑里充实了不少理论，但人家高亮都是按自己的实践经验去理解的，他甚至怀疑他的那些老师也不知会不会写新闻。因此，新闻最基本的“六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到了他那里，并没有灌输进脑子，因为他写新闻并不靠这些。当然，一篇稿子不能说没有一点要素，但绝对不会有“六真实”，有对半是真的就不错了。这些成就奠定了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基础，他一回到丰阳，就成了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不可多得的人才。
专门写新闻的人总是有点超前意识，炮制出来的新闻，因为总比事实发生得早，或者这事实只可能在其他星球发生，就很可能是 “注水肉”，或子虚乌有，高亮就常常犯这种毛病。如夏粮入库刚刚开始，他就能在报纸上发出消息，“丰阳县夏征任务过半”。基层的干部为了夏粮征购，正在和群众对急，身和心都在起火，看到这样的假消息，极其不满，纷纷打电话到新闻科，骂他们胡编乱造。再如他写一个畜牧局的专业人员为群众服务的典型事迹，编出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土专家”治好了某个乡耕牛的“口蹄疫”。这篇洋洋洒洒的奇文，发表在《中州日报》上后，国家畜牧总局和商业部一路追查下来，险些砸了高亮的饭碗。原来这“口蹄疫”叫“五号病”，是大牲畜的强力传染病，如果发现了这种病，国家一方面会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则组织群众把患病的牲畜烧掉，切断传染源。这么绝密级的情报，他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虽然查来查去，纯系子虚，却差一点造成国际影响。《中州日报》的总编室对外发更正的消息，内部审稿人员写检查。县里有关领导为此忙得团团转，搞得各级领导相当被动。所以高亮平时没少出力，也没少给县里闯祸，个别领导曾经说他是“磕一个头放仨屁——行善没有作恶多”。由此可见，他这个新闻科长当得没有多少滋味，郁郁不得志。
这一天，他一上车，就对项明春打哈哈说：“今天能和县委办秘书们一起下乡，三生有幸啊！”
项明春说：“老兄说得远了，我们哪里像你？你是无冕之王啊！”
高亮说：“什么无冕之王，不过是马前小卒。你们整天围绕在主要领导身边，才真是精英人物。”
项明春说：“我们写东西是作业，你写的才是作品。”高亮听了摇头晃脑，非常得意。
人们常说：“十个司机九个坏，一个不坏偷油卖。”机关的司机也不例外，项明春知道，他有时跟史主任一块儿坐车时，这司机小张一言不发，稳重老练。谁知，今天这车上不坐大官了，小张就成了主宰，再加上邬庆云也在上边坐着，有个女同志，他就疯得厉害。车开得很不稳当，只要看见路边有一个女孩子走路，他一定猛追一阵，追到跟前，突然刹车，摇下玻璃，怪腔怪调地冲人家背后喊一声：“妹儿——”那女孩扭头一看，不知他在喊谁。这女孩如果长得耐看，他就问人家：“去哪呀，要不要捎上一截儿？”人家当然不会占他这个便宜；如果这个女孩长得不好，或者一扭身子是个妇女，他就一点油门，“哧溜”窜了。就这么一停一窜，三摇两拐，害得邬庆云有点晕车，直想吐。项明春看不下去，就批评他：“小张，安心开车，别捣乱了！”小张就嬉皮笑脸地说：“看看，俺哥心疼俺姐了吧。”邬庆云坐在前头，胃里翻江倒海，呕吐的感觉压抑不住，难受得苦着脸儿，顾不上理他，项明春听了这过于亲昵的称呼，倒不好意思再批评这个家伙了。
样板点
到了徐坡村，秦振海已经得到消息，开着他的破吉普车正在村外迎接。与项明春们握手见面后，项明春看邬庆云的脸颜色还没有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