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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
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章太炎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不愧为鲁迅所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者之举了。后来，章太炎受邹容和《苏报》案影响入狱三年，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说真的，象章太炎这样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在革命元老里面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后，随后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干上了。当然，这次的论战挑起者还是革命党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当时由梁启超担大梁。众所皆知，梁氏的文章蘸满感情，文笔生动犀利，因此《新民丛报》深受读者的欢迎，十分畅销。当时梁启超主要以《新民丛报》为渠道，大力宣传立宪等政治学说和保皇调调，令革命党人很是反感。
于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之时，除了孙中山的发刊词外，便特意安排了四篇论民族和民权革命的专文，集中火力，向《新民丛报》开炮，由此拉开了革命派和立宪保皇派的大辩论。当然，如果按媒体传播理论来说的话，双方的论战倒也不失为一种相互炒作的极好手段，特别是对于新创刊的《民报》来说。
在这次论战中，《民报》方面参战者众多，有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刘师培、章炳麟等连续发帖，其中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文章攻击最为犀利。而《新民丛报》这边则只有梁启超一人应战，处境颇为尴尬。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梁氏虽然以一敌十，在论战开始后倒也未落下风。
争论的中心，其实还是那些老问题，双方也基本上还是老调调，一个说要立宪保皇，一个说要排满革命，双方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在理论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这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谁大胆行动了，谁就是论战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其实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都提到，其它人不过拾人牙慧。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称汉人在政治法律方面已与满人平等，应融合国内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国外诸族；如坚持排满，便是复仇主义和暴动。而《民报》虽然也称排满为排满族之恶劣政府，但在后来革命中被杀的地方满人官员和旗兵也不在少数，不能不说和当时的排满主义理论有关。
论战了半年之后，梁启超受困于对方的人海战术和疲劳战术，感到力不从心，有点招架不住，便请徐佛苏代为转圜。徐佛苏原是革命党人，曾因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而被捕，后来释放后东渡日本转投了保皇党，此人在两派间都还吃得开。1906年7月，徐佛苏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一文，试图调和罢战。《民报》势头正猛，哪肯答应，一再宣传革命之必行。
这时，梁启超便提议说，革命党何妨一面由保皇会实行要求，一面由革命党预备后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举而颠覆之。梁氏原话是，“吾党（保皇会）做劝告开明工夫，未必不为彼党（革命党）间接发生助力。彼党做预备革命军工夫，亦未必不为吾党间接生助力，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信如是也，则彼报与找报可以相提携而共向针锋于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数倍蓰焉，不贤于今日哓哓论辩而势力相消者也？”对梁启超的这种提议，《民报》置之不理，仍旧继续攻击。结果，这次论战持续了两年多，一直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而《民报》还在继续进攻，直至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警察封闭。
论战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和梁启超当时的舆论地位也有关系。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突然爆发，文章满地飞，语出惊人，一惊四座，几至于执舆论界之牛耳。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才要找这颗大树来攻击，这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宣传战略来说，革命党人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是胜算在握，因为《新民丛报》只有梁启超孤军抗战，而《民报》则人多势众。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再听不进理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而梁启超就尴尬多了，因为他的文章多以理性见长。对于这点，梁启超的同情者杨度曾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他私下奉劝梁启超，文章要得到读者的赞成，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骂政府，少批国民”，正如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样。不过，面对革命派的挑战，杨度固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梁启超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那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
可笑的是，梁启超说他将来可以为革命党发生间接的助力，其实这次论战已经是帮了革命党很大的忙了（所谓通过骂名人，借以让自己出名）。事实上，从论辩开始，梁启超就注定落于下风的，且不说人数和文风，光“保皇”和“革命”观点的交锋，梁启超也必败无疑——革命哪里还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任你梁启超说破嘴皮也没用。
1906年底，梁启超不得不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他不无担心的说，“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皆有，彼（革命党）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可轻视”。梁启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非要与革命党去“争舆论之动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说实话，孙中山固然要感谢《民报》的功不可没，但也别忘了《新民丛报》为丛驱雀的功劳。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梁启超和革命党人的论辩颇为类似如今之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往深层里看，论战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派要争取的主要对象均为留学生及海外华侨。由于当时两派在国内都无立足之地，他们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几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保皇党在1903年前，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颇有影响力，因此保皇会较占优势，经费也较充足。而中国同盟会创立之后，此消彼长，两派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难以相容。正如梁启超说的：“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氏此语，一般人以为是主义之争，其实也是经济基础所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革命思潮盛行这种现象，当时人也说，“革命之说，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其所惑”。由此可见，愤青多出自少年，诚然是特定年龄段易犯之病。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孙中山先生名满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孙先生终其一生，未曾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有人说，孙先生的“中山”二字，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为此，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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