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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的部门，未见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载沣弃用贤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本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为了给弟弟腾位置，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一脚踢了下来，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象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过巡抚、总督，他们家对大清可谓是忠心耿耿，良弼从小就学习优良，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不可不谓是大材小用。
当时皇族还有载泽，他本来和载沣关系很好，又是姻亲，而且曾经出国考察，论才干大大超过了载洵、载涛两兄弟，但载沣也只是让他做个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是，载泽的很多提议载沣都没有采纳，而只是一味敷衍。
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不过，载沣虽然不敢用对付袁世凯一样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却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职权。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很多事情没有他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所传的一句话，“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时候，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同治嗣位。奕劻跪请再三，慈禧这才答应。于是溥仪是承继同治并兼祧光绪。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兼祧光绪，那隆裕太后就没有名分，在宫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运是很悲惨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总的说来，经过这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连载沣任用的那些少年亲贵也各立门派，互相倾轧，譬如载洵与毓朗为一派，载涛和良弼为一派，彼此内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但他也没办法啊。
第八章、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
就在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宣布预备立宪筹备期的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遗诏中说，“尔京外文武臣工，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足见慈禧太后和光绪仍以立宪为念。1908年底到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也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诏旨，一再重申“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
1908年7月，在宣布预备立宪前，清廷便已经公布了由宪政审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1908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1909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章程的规定，各省谘议局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两名，各省议员定额按“各省学额总数的百分之五为准”，均选举产生。谘议局的职责主要是议决地方上的兴革之事、预决算、地方法规、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功能类似于地方议会，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当然，我们对当时的民主程度不能报以过高的期望。譬如选民资格，就必须具备章程中规定的以下几个条件之一：一是具有中国或者外国中学堂以上学历者；二是有举人贡生功名者；三是曾任实缺文七品或者武五品官且未参革者；四是曾在本省办理学务或公益事务满三年者；五是在本省有五千元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另外，章程规定，选民除了具备以上五个条件之一，还必须是二十五岁以上的本省男子；如果不是本省人士，参加本省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并年满25岁者，二是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和不动产者；而作为候选人，则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之一，并且须是30岁以上之男子。
当时的选举采用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复合选举制，譬如陕西谘议局按学额规定是66人，初选时先选出十倍的名额也就是660名候选人，然后在这660人中互选66人组成谘议局。按照当时的选区划分，初选在州县，复选在道府。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当时各省公布具有选举权的人数非常少，多的如直隶（河北）也就16万人，而少的如黑龙江只有4千人。即使是江苏这种文化发达的省份，其选民所占人数的比例大概是千分之四，也就是说，一千个人里面只有四个人是合格的选民。而当时江苏是3200万人口，当时分到的谘议局名额是121人，仅次于直隶（140人）。
从这些规定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谘议局选举是按照教育程度、财产等来划线，而且女子没有选举权。从局限性来说，谘议局选举把大部分人划在了线外，而使之成为一场地方士绅的政治游戏。不过，我们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苛责，毕竟用选举的办法来办谘议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称它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为过。
可以想象的是，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很多地方督抚接到宪政审查馆的咨文后大都茫然无措，这些传统的官僚根本就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更别说该怎么办了。譬如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划分选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选民登记、投票监票、初选复选等，除了端方等少数几个熟悉宪政的官员外，其它人对这些东西简直就是闻所未闻。于是乎，宪政审查馆的人员和一些从国外学习政治的留学生立刻成为地方上的香饽饽，各省督抚都抢着延请他们来指导选举工作。
不过，我们也别小看了那些地方大员，虽然各省办选举是“大姑娘上轿——头一着”，但在1909年的10月，除了新疆实在是因为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而申请缓办外，其它各省虽然还是“民智未开”，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成立谘议局的任务。从各省谘议局议长的名单来看，其中还是不乏地方精英的，比如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辏А⒑壁岩榫忠槌ぬ阑⑺拇ㄚ岩榫忠槌て训羁〉取�
张朋园先生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特地分析了那些谘议局当选议员的背景和特色。他发现，有五种人当选的概率最大，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的绅士阶层；二是受过新式教育或者留学日本者；三是曾任官府职官者；四是出身富有之家者；五是大多为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士。其中，以有功名的绅士居多。
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也不乏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譬如五千元资产的资格限制问题，由于中国人大都怕露富，而且对选举并无了解，因此，地方官要他们进行选民登记时，他们死活不肯，以为这是要进行征税调查；某些文化落后地区的投票点则门可罗雀，几至于无人投票，主动放弃了选举权；而有的地方则争抢选票，甚至贿买，一票五十到三百两银子不等，结果还没有等到开箱验票，便已知谁是当选者；更有甚者，直隶安肃县、广西桂林等地的选举现场竟然因为拉票而出现械斗事件（这些乱象和目前的台湾选举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总的来说，大部分地区还算正常，特别以江苏、浙江、直隶、山西等省最为完善。说句实话，第一次搞选举，能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在各省设立选举产生谘议局的同时，1909年10月，清廷又按照预备立宪的筹备计划颁布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作为建立国会（上下议院）的准备，分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定额100人，但不包括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四名正副总裁。
其中，钦选议员包括宗室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额多者10人，共计100人。民选议员则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互选产生，定额也是100人。资政院的权限，一为“协赞立法”，二为“参议预算”，三为“弹劾大臣”。
1909年11月，由于新疆谘议局尚未成立，两名民选议员名额空缺，其它各省则互选出资政院民选议员98人，其中吉林、黑龙江和贵州各2人，奉天、甘肃、广西各3人，福建、陕西和云南各4人，安徽、湖北、湖南、山西和广东各5人，江西、山东和四川各6人，江苏和浙江各7人，直隶9人最多。为了与民选议员平衡，钦选议员中的宗室王公世爵名额减少2名，这样民选和钦选的议员分别为98人。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宣布成立。本来资政院原定的办公地址在京城的贡院旧址，但由于废除了科举考试，贡院年久失修，以至于第一次开会不得不改在京师法律学堂进行。
10月3日，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院典礼是这样进行的：是日上午，资政院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秘书官们早早的恭候在会场门口，不久，朝廷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都陆续到达会场。有意思的是，这些平时朝珠朝服的高官们这天一律穿着便服到场，以示对资政院的尊重。不久，摄政王载沣也亲临会场主持开院典礼。典礼结束后，载沣带着朝廷大臣们离去，资政院便开始正式开会。
应该说，这些议员们也是第一次进行这种民主会议，他们既显得有些紧张，但也十分的兴奋，似乎在寻找他们向往已久的自由感和民主感。
由于是首次开会，会场次序未免有些乱。议长和议员们或舒缓或激烈的发言，偶尔也会被时起时落的拍掌声和哄笑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倒颇为的活跃和自由。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民选议员，他们的发言最为无所顾忌，敢于大胆放言，如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议员雷奋，最喜发言，又好辩论，给会场带来了不少的乐趣。还有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刘春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他的发言雄健有力，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相比之下，那些钦选的议员则大都随声附和，逊色很多。
10月22日，由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的上书已经递到资政院，众议员便强烈要求搁置其它议案、首先讨论“速开国会”案，这时会场顿时“声浪大作，议场骚然”。
在此情况下，议长只好同意先议“速开国会”案。随后，罗杰等议员相继上台发言，全场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