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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
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
文的。D 处四科在同D 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
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
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
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 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
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
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
动对外交部也要保密，因为他们叮能会找借口把这次行动否定掉。D 处四科奉命找
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高级应召女郎，专门用来引诱对方的，最后
成功地在宴会上介绍了一个女郎给格里高文。他彻底地吞下了诱饵，并很快就同这
位女郎发生了关系。
事情开始走向高潮。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从监
视中看见，格里高文显然纯粹是为了性才对那个姑娘感兴趣的，想动脑筋打动他的
心弦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必须进行当机立断的引诱行动。
一次叛逃的各种计划是很复杂的，需要用若干星期来准备。首先要租一间房子，
安装上双面镜和照相设备，然后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证格里高文决定
叛逃后的安全。他有一个家在莫斯科，我们对这些情况都进行了核实，以便在他跟
我们讲价钱时把他的家属也偷运出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
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
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
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
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
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
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
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
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
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
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
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
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
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
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
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
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
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
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
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
起初，我们在姑娘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监视人员跟踪到了她家里，知道了她在
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当秘书，没有接触过机密材料。迈克尔·麦考尔去找了
这个姑娘，问她为什么要与一个苏联官员会面。她却坚持说纳简斯基在她身上没有
间谍目的，他们是在谈恋爱，她完全不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关系。她说他一点也不像
她想像中的俄国人，他是一个罗曼蒂克者，而且还很胆小，他常常谈起要在西方为
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D处四科又一次开会，考虑最好的行动方案。我们决定让
那姑娘继续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保持着关系。同时，我们计划了一个接近纳简斯基的
方法。这项行动显然不能长期拖下去，那个姑娘已经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似乎很
快就会暴露自己。当然这还得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虽然纳简斯基本人只是一个
低级官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伦敦任职期间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传价值。
当时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俄国高级政治家的
亲属向西方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的一些苏
联海员回船。因此，他像平时一样向外交部申请批准离开八十公里的限区，这一限
区是针对所有东方集团的外交人员的。麦考尔带了几个监视员坐在哈尔维奇码头外
面的汽车里，等待着纳简斯基的出现。纳简斯基从车旁走过，麦考尔叫了他的名字，
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们知道那姑娘的事……”麦考尔低声地说，“我们知道你想留下来。快上
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简斯基向大街的两头望了望，抓紧机会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麦考尔把车一直
开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们请他喝茶，尽量不多谈。我们已经逮住了鸟，重要
的是不要使他惊慌。
“我听说你想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开始问，纳简斯基已经对周围的一切
适应了，他点点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又稳定下来了。
“我们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克格勃，你是指这个？”他用极好的英语问道。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悲伤地红了脸，“如果他们要你替他们工作，他们干
脆就命令你，你没有选择。”
我举出我们能做的安排：会有安全保护措施，养老金，以后也许有工作，可以
同那姑娘进行短时间的会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安全局……我知道。”他说，面带着微笑。他知道这种花招，不管他
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把纳简斯基送到温布尔顿附近的一幢保安楼里，里面布置了武
装保卫人员保护他。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提出的一项要求，询
问他们是否有某位低级外交官员的消息，说这个官员是在从哈尔维奇的例行访问归
来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经由军情五处琼斯告知了有关纳简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对待
这件事，就像他们对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国人的事件一样，觉得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
避免。他们立即派了一位官员到那幢保安楼去与纳简斯基会谈，问他是不是自愿申
请的，要不要同苏联大使馆任何人谈话。他肯定他的决定是自愿的，并且说他不希
望同任何一个苏联人谈话。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联方面。
纳简斯基的妻子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就被人发现了。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外
交部为纳简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苏联能够通过电话同他谈谈。起初，纳简
斯基不希望同她谈话。我们对这种企图使一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受到更大的压力的
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坚持外交礼节。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
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
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
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
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
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
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
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
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
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
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
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
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
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
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
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
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
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
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
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
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
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
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
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 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
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
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
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
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
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
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
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
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
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