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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们走了几步，下到一个走廊，然后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这是局长的秘
书室，看上去它与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秘书们个个养尊处优，穿
戴整洁，整天在打字机的啪喀声里迎送时光，唯有那放在窗户对面的组合保险箱向
人们揭示出了这个地方的性质。房间的墙那头，有一扇门，通往局长办公室。外面
这间房子的纵深度是特意设计的，以防任何闲人擅自闯入。这个纵深度使局长有充
足的时间在任何人闯入之前锁上自动锁。此时，局长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
陪我穿过外间，带我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办公室里明亮宜人，充满了新鲜空气。室内陈设着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
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为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楼里，而不是在白厅。墙的一边
挂着三位前任局长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严厉和冷峻的神情。另一边，在一
张干净的会议桌得，坐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只认识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
都不认识。
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办公室，曾在
那里见到过他。但这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在毕希普的斯托
特福德学院就读过，是学院一英里赛跑纪录的保持者。当然那是在我进这个学院之
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光，并有一双厉害的眼睛。
他有一股戴维·尼文般的风度气质，同样的英国举止，轻松感和整洁笔挺的穿着，
与委员会的其他人一比，更显得光彩照人。
我们坐定以后，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话了。
“我听说你希望跟我们干，赖特先生。你或许能说说你的理由。”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安全局做了许多事，并重申，如果不让我加入安全局，取
得充分的信任，我就无法再为安全局干事了。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对卡明重申过。
“我想代表全体委员会的成员说几句，”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这里不能为一
位科学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打算请一个科学家进来的。这一
点你应该充分明白。”
卡明点头同意。
“但是，”怀特继续说，‘有一点应该让你清楚，安全局与你所熟悉的白厅的
其他部门不一样。如果你进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提拔晋升。”
他解释说，进安全部门的人，年龄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门的文职人员大一些，必
须具有在军情五处各个部门里训练过的各种素质，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当中几乎
没有人能升到高级官员的位子（即后来称为局长助理的位子）。至于要想成为六人
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既然我已经是作为高级官员的身
份进来担任专门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坦率地对委员会说，
我天生就是一个孤独的耕耘者，而不是一个主宰者，我对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
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
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
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
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
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
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
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
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
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
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
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
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
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
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
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
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
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
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
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
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
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
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
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
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
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
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
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
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
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
“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
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
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
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
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
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
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
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
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
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
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
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
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
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
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
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
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
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
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卡克尼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放着录
音机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橱里拿出好几盘大录音带。
“给你，”他说，“这玩艺儿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录音带的题目都标在卷轴上：《英国安全局简史》，盖伊·利德尔供稿。他是
该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间的副局长。在军情五处的史册中，利德尔是一个引
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他于一九二七年从特别处调进军情五处。他在特别处时，独立
地负责搞针对苏联的反间谍计划。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主
持着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为理想的局长候选人。
但是，艾德礼首相任命了一个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当了局长。这一人事变动无
疑是给军情五处当头一棒。艾德礼怀疑军情五处是一九二九年齐诺维耶夫信件一案
的主谋。利德尔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在西利托手下尽职。可一九五一年，
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起丑闻的牵连。他一直与伯吉斯保持着友好关系，既
然伯吉斯已人去楼空，他还有什么奔头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
子能委员会去任职。
我小心地装好磁带，戴上耳机，一个柔和优雅的声音描述着英国安全工作的秘
史。军情五处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农·凯尔上校创建的。当时国防部意识到，迫在
眉睫的欧洲冲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报人员。战争爆发不久，所有在英国活动
的德国间谍几乎全部被军情五处一网打尽，这显示出了它的卓越战绩。利德尔热烈
地赞扬了凯尔的丰功伟绩，认为他是从零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把军情五处建成了
一个声望很高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五处的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军
情六处喋喋不休地到处游说，企图吞并它的竞争对手，可是凯尔精明强干，保持对
军情五处的控制，并逐渐扩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军情五处成功地对全俄合作社学会进行了突然搜查，这使它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警察在军情五处的授意下，对苏联贸易代表团
办事处和全俄合作社学会在摩尔盖特街四十九号的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大
量的间谍材料，从而使军情五处内部一致认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的主要敌
人，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对付它。这一认识被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间谍事件
进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苏联企图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师打入伍尔维奇军火库
的案件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于该军火库，是个老共产党员。军情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