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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
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
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
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
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
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
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
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
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
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
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
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
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
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
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
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
“是这样……”特伦德说。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畅’决议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并非我个人的意思。
我们共有六个人，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面对着档案中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沉默了
一阵。
特伦德好像特别对中级间谍有兴趣。他要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对指控进行分
类的，并向他解释我们对三十四名嫌疑犯进行编号的系统。
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维诺纳”的前前后后讲清楚。他被有关这种用极不完善
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来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却收获很少的项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调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诚然，还有许多疑点，但几乎
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约翰逊就是布伦特。斯坦利就是
菲尔比，因为电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这是菲尔比所属部门的职权范围；希克斯就
是伯吉斯，因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电文里曾指示克罗托夫把希克斯的报告中的种种
推测删掉，只留下部分事实。
“正是我们目标对准的那个家伙。”我大笑起来，而且感到惊诧，对自己仅在
纸上见过的人这么熟悉。
“那么约翰逊呢？”特伦德问。
“这还是一个疑点……参考材料就在这里。”——我递给他一页饰有电文色带
的“维诺纳”文稿纸——“从中你可以发现约翰逊在国外旅行的时间与布伦特的行
迹正好吻合。布伦特是在收到这个电文的那个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罗托
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约翰逊的出国计划，我问过布伦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国前六个星
期就向克罗托夫报告了外出旅游的计划。”
“会不会是别的人呢？”
“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旅行的官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德拉特’……对不起，
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联络。”
“还有……？”
“我怀疑，”我平静地说，“我总怀疑，我想约翰逊就是布伦特，他想用外出
六个星期这件事来迷惑我们的视线。约翰逊同希克斯和斯坦利关系太密切了，我们
不能不断定约翰逊就是布伦特，而不可能是别人。其它三个化名还没查明，其中一
个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
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
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
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
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
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
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
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
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
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
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
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
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
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
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
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
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
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
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
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
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
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
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
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
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
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
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
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
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
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
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
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
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
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
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
“彼得，你应该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养养身体。让别的人去烦
恼吧！过去，你一个人一直都是在做三个人的工作。”维克托说。
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彼得，你的问题在于，”他说，“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