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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吹嘘：根深蒂固的遗风
所谓“吹嘘”，即是我们通常说的“吹牛”。“吹牛”的目的是炫耀。但在“吹牛”的领域里，永远不会有人会戴上封王的桂冠。
中国人吹牛的吹法林林总总，历史悠久。如果把中国人吹牛的方法分门别类的话，大概可以分为“四吹”。
（一）血缘之吹
所谓血缘之吹，并非只是指父母兄弟，也不只是仅限于近亲老表。只是同姓，纵然没有族谱可考，也可以上通三五千年以前的祖宗，从而找到一条脉络清晰的血缘。这种状况，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才子佳人、文人政客，下至平民百姓及其流氓无赖等，自古以来都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果说什么都可以纳税的话，恐怕唯吹牛一项是不纳税的。
汉朝的皇帝刘邦，对群臣说：我是夏王朝驯龙刘累的后代。
老天，龙是什么概念？龙是群兽之主。在中国古代，代表方位名词的即是以青龙为首，朱雀为次，白虎为三，玄武（一条蛇缠着万年龟的图腾）为四。此四兽代表东南西北。
刘邦的意思是说，我的老祖宗连龙都能驯服，况乎你们这些被泥土捏成的人？还是赶紧臣服吧！
唐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说：写那《道德经》的老子李耳是我们李姓的祖宗。
李世民的意思非常明确，你们跟我谈什么宗教？我比你们懂多了，儒教鼻祖孔子，还是我们道教开山祖的学生。至于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来请教是可以的，但想着变成国教，对不起，我连自己国内的儒教都要让它退避三舍。老子的道教多好！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诸如此类的哲理多多了。请问哪一个教能望我老祖宗的项背呢？
说来你不相信，就连品质高贵、有气有节的诗人屈原，也未能免俗。在他那著名的《离骚》章里，年轻人记得住的大半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虽九死而犹未悔兮”。我自己当年也是这个样子的。但近年搞《纳兰词》、《清照词》乃至《屈原楚辞》的点评时，忽然发现，我早年最崇尚的《离骚》，其头一句话就是把自家吹嘘了一番：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四伯庸。
高阳：古帝颛顼号。颛顼号为高阳部落首领，故以为号。苗裔：远代子孙。朕：我。皇：大、美，是古人习用的称颂赞美的状词。考：古人称亡父为考，亡母为妣。伯庸：屈原父亲的表字。
屈原的意思是说，我本来也是颛顼帝远代子孙，论血统的高贵，你们谁都比不上我。我实在不想与你们这帮群丑之辈为伍。屈原后来投汨罗江而死，一方面说明了他有孤芳自赏的心态，另方面，他总以一种绅士风度来出现在文臣武将面前。另一方面是，恃才傲物，连楚王都瞧不起。但屈原到底是一如亚里士多德的样子。有人问，什么叫知识分子呢？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一种能引鸩而死的人才能堪称知识分子。
又如志趣高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炫耀自家为高贵的身世。他说：
悠悠我祖，渊自陶唐。
陶渊明也说自己的祖先不是搞封建世袭专制的人，而是开禅让制先河的尧帝。你看不惯我这种读书人，得了，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退隐南山总可以吧！
至于说到我自己家门的张姓，也说是汉留侯张良的后代。我少时见祠堂的门楣上贴有墨迹未干的“百忍堂”三字柳体，就问正忙着写春联的柏荣：“柏荣哥，这堂忍百是什么意思？”柏荣还以为是自己写错了，忙回头一瞥后，他才既得意又郑重其事地向我说：“你念错了。旧时读书都是从右念到左的，现下由左念到右，但搞书法，还是旧时格调的。正确念法叫‘百忍堂’。何谓‘百忍堂’呢？这里头就有个典故，这个典故里头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祖宗张子房——张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一直以为张良是我的祖宗，并以他为榜样，而且动不动就在朋友面前赞叹张良的“强忍”与智慧，甚至于引用刘邦对张良的美誉：“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到了后来，香港的堂伯寄本《张氏族谱》与我父亲，我翻来一看，祖宗又变了，原来我们的祖宗竟是炎帝神农的后裔，而我们这一支不是汉留侯张良，而是唐朝宰相兼诗人张九龄。看来，过去立了三百余年的客家祖祠，断是立错的了，但其吹嘘的法子却是越来越溯源而上。看来吹牛也是复古主义者的大宗师。
（二）师朋之吹
你经常可以听见这么一句话：“啊呀，真是名师出高徒呀！”
说这话的可谓一箭双雕或曰举一反三。
你看，其一，表明自己是高超的鉴赏家，又是所谓的“知人者智”。其二，做老师的虽然带弟子只是那么几天，但一下成了韩愈《师说》中的名师。其三，做学生的虽然说只跟“老师”学了那么几日，竟成了高徒，显现出了自己当有不平凡之处。
又如某人仅仅与哪个名人说过几句话，尽管他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或者早已忘却，但却又似乎竟有“为了忘却的纪念”，他还是到处炫耀，说某某名流是我的好朋友。仿佛这样子一说，自己的个头就会长高许多。但这似乎是中国人吹嘘的千古遗风。比如孔圣人，也有这种毛病，他跟老子学道归来，他的弟子问：“先生见到李聃，你对他又有什么规劝的呢？”孔子不无自豪地说：“吾乃今于似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阴阳。”
孔子既然能看出老子是条吞云驾雾的龙，那么这只有“慧眼”才能“识英雄”。拿一种常用俗语叫做：“英雄所见略同”。
（三）名片之吹
有位叫张佩的人说，他几年前从香港回内地，有两张名片搞得他头晕眼花、张口结舌。原来，一张名片正反两面都印满了蝇头小楷，除了“副主席”、“副会长”和“理事”之类的头衔之外，还有一份近乎履历的光荣史，连曾经与某某名人共宴之事也罗列其中。另一张，名片上有个总公司和几个分公司的名称，有10多个电话号码。其中有一个美国分公司的电话号码，他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他略一追究，对方却笑了，说：“这就是你在美国分公司的电话号码呀，别见怪，我这是唬人的，反正不会有人往美国打电话。”
（四）同乡之吹
我们中国人倘若没有什么可吹了，就吹自己的故乡出了什么名人。其范围小到方圆几十里，大到方圆几百里，甚至是上千百里，总也能找到名人的。如现实中找不到，别急，历史上总找得到的。如流芳百世的找不到，不要紧，遗臭万年的也是可以的。在火车上，或在酒席上，你通常可以听到人家这么说：“我知道，我就是林家湾子里长大的。”“哦，汪精卫是我们广东人。”“我免贵姓曹，曹操的曹。”“我吗？姓袁，袁世凯的袁，我到项城去过，我有几个朋友就是项城人。”有位学者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河北人，他一开口就说：“我是霸县的，韩复榘就是我们那里人。”学者不竟感叹道：“老天！连被蒋介石抓住杀了头的卖国将领也成了吹嘘的资本。”
有位作家写道：美国人直接吹自己，中国人是含蓄婉转，绕着弯儿吹自己。看起来只是民族性格的不同，其实也与文化的不同颇有关系。
第一章第2节 中国流行的大话
中国流行的大话：源远流长
中国人有说大话的嗜好。不爱说大话的人对说大话的往往看不惯，认为这人“有病”或哪根脑筋出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还是很欣赏的。
说大话与吹牛皮，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毕竟是“异曲”，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则是，吹牛者吹的牛皮不论是宇宙之大，还是星球之小，吹者知道自己是在胡扯。而说大话者不论是夸下海口还是夸下盆口，则往往基于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有将大话变为现实的能力。有位学者撰文，说他的家乡凤阳有一座鼓楼，有人形容鼓楼之高说：“麻雀在鼓楼顶上下个蛋，落到楼半腰，那蛋就出了小麻雀。”这便是标准的吹牛，因为他自己对这话也不相信，有人说：“我要从小就练乒乓球，也能当上世界冠军。”或“我一不小心也能在电脑上敲出一部《红楼梦》。”这便是标准的大话，因为他自信有成为世界冠军或伟大作家的能力。
大话与牛皮的区别，也就在这里。这位作者接着谈起一种流行了数十年的大话。他说——
我早年在乡下插队务农时，就常听人说：“要是给我个公社书记干，我也能干得‘呼呼响’。”“呼呼响”，是我家乡的方言，乃轰轰烈烈之意。公社书记是一个公社的“王”。说者的大话也只能那么大。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又常听人说：“要是给我个县委书记当，我照样干得‘呼呼响’。”在一个县，县委书记是最大的官，说者的大话也只能大到如此地步。而今我来北京，仍然听到类似的大话，不过大话的句式虽然一样，但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已被换成司局长、副部长、部长……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北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说这种大话的人无不充满自信，而听者也极少有人表示异议。有时，这种大话又被用来恭维人：“要是给你个××干，你也照样能干得好。”被恭维的人闻听此言，大多是含笑受纳，鲜有反驳者，显然认为要是给他个××之职，他照样干得“呼呼响”。
这种大话之所以多少年来流行不衰，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官，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所谓“官，只有当上当不上之别，而无当好当不好之说”，便是一些人敢于说这种大话的另论根据。读者阁下若是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说这种大话的人均是以官，而不是以其他职业作比。未曾听哪位大话先生说：给他一个科学家头衔，他也能大搞发明创造，或给他个运动健将头衔，他也能到奥运会上拿金牌。无人说这样的大话，也许是发明创造和拿金牌难度太大，但也未曾听哪位大话先生说，给他个外科医师头衔，他也可以拿手术刀，或给他个工程师头衔，他也可以绘图纸。我想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科学家、运动员或是医师、工程师，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要有真本领、真才学。
说这种大话的人，或是为了发泄怀才不遇的怨愤情绪，表白自己有出众的才能，或是对官场中人表示不屑，或是眼红他们享有的特权。有的人不过是说说而已，有的人则是雄心的流露，他们不仅将自己的雄心流于言表，而且要付诸行动，而由于他们认定“人尽可官”，故既不可能审视自己有无做官的才能，也不可能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而是找靠山、寻门路、送礼行贿、吹牛拍马……总之是为混入官场而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使尽浑身解数。此等人一旦壮志得酬，那本就鱼龙混杂的官场中又多了一批昏聩无能的庸人、弄虚作假的骗子，或是谄佞贪婪之徒。“要是给我个××干……”这句流行的大话，也会因“人尽可官”之说不断得到验证而继续流行下去。
其实，中国人流行的大话源远流长，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先说大话的人大概是被誉为圣人的孔子，其后是被誉为“亚圣”的孟子。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我用一年便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孔子有一度执掌鲁国的司法部长（司寇），也不怎么理想，最后仍是做他的老本行。至于孟子，他说：“从历史发展上看，大约五百年定会有王者兴起，这中间一定有不一般的人物辅佐他。从周朝的兴起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上看，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了；考察现在的社会现实，也正需要出现的时候，老天爷不想让天下太平也就算了，如果想要天下太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上，除了我谁还行呢？”但是，谁也没有用他。
不过，孔孟两人一直是中国人崇拜的精神偶像。中国人相信一个事实：“没有那个本事，不会说那个大话。”孔孟是有本事的，只因他们的道行太高（并称孔孟之道），一般人跟不上，用不了。所以，大话是说了，人们也不见怪。
特别让人信实大话可行的是，孔孟之后的刘邦、项羽，他们见到秦始皇后，都说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大话。这个大话幸而言中，且让后人既羡慕又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