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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看，夫是妻的私产，妻也是夫的私产。夫妻若能将对方视同私产，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原则。
凡是一个妻子，全以为她自己是又美又贤又聪明，又明白事理的完全女人。因此，你如果认不清，认不出来，那她就会恨你。所以有知识的男人不去招惹妻子。当初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现在是妻子眼里出情人。他若不这样相看，那又要出问题了。她完全可以规定你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归家。因为女人的祖宗——伏羲的妻子女娲，就深知《易经》里头的家人卦，说是男人是在外面受了伤才跑回家来的。
夫妻之爱，是人间大道理。从前，男人以女人为玩物，是在家里玩的。等剧作家易卜生称为《玩偶之家》的时候，那就是说女人是神圣的，是可以在街上玩的。
有知识的男人深知：凭男人的智力，决不至于被女子征服的。之所以被征服，不过是一顾脸面，二求安宁而已。
但我想，朱平很可能家有美妻。
美人为妻，是一种专制，对于美妻，是不忍不服从。不忍不服从，只有鞠躬尽瘁（但这是古例）。
因此，上天不会使英雄和美人多生甚至多结为伴侣。试看古今中外的圣贤豪杰，多得力于美妻的帮助。但是，古今中外的奸雄巨盗，贪官污吏，也多得力于美妻的促成。乐羊子，若无良妻，不能成学；拿破仑，若无约瑟芬，不能成霸业。秦桧若无美妻王氏，不能卖国；汪精卫若无陈璧君，也不大可能成为汉奸。
不过，中国一些有知识的男人，并不是真爱太太，当他认为你一切都是对的时候，他已另筑新巢了。朱平可能是孤例。但作为老北京人的子孙，却是有共性传统教养的。
民初，一位作家说：“北平俗语，‘小时候爱妈，大了爱媳妇。’实在是一句不可推翻的名言。因为混蛋是如此，圣人也是如此。古今中外的男子，全是如此。”
第二章第19节 中国的娇妻
中国的娇妻：娇要娇得有度
中国是否有娇妻，两性究竟如何相处，才能使双方相互愉悦，情感融洽？对此作家白桦说，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卑贱，女性美是要由男性群体来决定的。东汉以后，男性渐渐欣赏起的女性是娇弱和轻柔。要求女性的形体柔婉、轻盈、俏丽。三国时的诗人曹植作《洛神赋》，把女性赞美为女神。他笔下的女神也是以弱为美的：“肩若削成，腰如丝素，”“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由于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卑贱，到了宋代，女性的柔美被推向一种极致的畸形——出现了缠足作为一种妆饰。这是男人（包括丈夫）对女人的野蛮要求，把女性（包括妻子）摆在玩物的地位上。在对女性柔美的极力推崇中，时时看到男性在社会地位和文化领域里的霸权地位。女性的柔弱经过夸张的同时更显示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我们回眸以往历史的同时，还可以惊奇地发现，古代对女性美的传统审美观，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男性在骨子里还是更倾向小鸟依人、柔美温婉的女性，认为那样才有女人味。在潜意识里仍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说，在一些沿海城市里，女子的才华、能力、学识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日益成为改变她们自身生存条件的砝码。然而，女性的容颜和仪态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她所受到的男性的重视。对于一个丈夫而言，在追求贤淑、温婉的女性的同时，当然是希望求得一个娇美的妻子。
故而，“娇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娇美”。虽说“娇美”不一定要艳压群芳，卓尔不群，但是起码要长相可爱，受人欣赏。
“娇”在最通常的含义里是娇气、娇滴滴、娇生惯养。乍一看是会有些诧异的，这样的女性怎么会让人欢喜呢？有人说，男人的骨子里会腾生出娇宠来，如果一个妻子凡事都很冷静、理智，如一泓溪水没有波澜，时间久了，反而生出倦怠来。娇妻要娇得有度，娇得让人只生怨不生恨，随后又能用娇滴滴来消解那些怨，这样一来一去，情感的浓酽，千头万绪都牵扯出来了。做丈夫的不爱也不成，爱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有人戏谑地说，家有贤妻万事太平，家有娇妻万事牵心。照道理，做丈夫的应该选择一个凡事能够凭藉自己的力量来处理、不要娇气的妻子。可是，对于温柔的一种表现形式，男人常常无法抗拒女人的“娇”。当然，如果娇而无度，“作”天“作”地，甚至蛮横不讲理，不属此例。
娇妻的两个条件已经很明显了，即要有可爱的仪态，娇巧的习性；要深得丈夫的宠爱，甚至溺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娇气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上。倘若娇而无度，恐怕会适得其反。在婚前会把对你倾心的人给吓跑，婚后，丈夫在长久的高压之下很容易生出倦怠或厌烦的情绪，久了，这种恃娇而骄、娇而无度无尽头的状况可能是你无法成为娇妻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第20节 中国人过早的圆熟
中国人过早的圆熟：出自社会环境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有位学者认为：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些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
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劣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然而，现在被谓为“海归派”的新生代，在一个非常时期，他却闲着在家里制造苍蝇拍子的。我曾笑过一位友人：“我看你是个绣花枕头。”他也笑而不答，因为什么也说不上，说是科学救国吧，那是扯淡，样子很投入，很神往。现在他总算到汕头大学任教，听说是研究东南亚哲学问题。
林大作家的话是说对了的，圆熟，突出的社会环境。
第三章第21节 中国人的避讳
中国人的避讳：荡然无存了
中国人的避讳，严格说来是在秦朝开始流行的。东周时，避讳还不盛行，如《诗经》上还允许出现周文王、周武王的名字，一些地名、山名、官名、人名涉及到君王的名字也还没有改。
（一）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开君主专制的先河，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体系。于是避讳作为特定的法律，便一直沿袭下来。从此，避讳也成为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及人格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反映。
中国的方块汉字，本来是中国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可是一旦某个汉字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那么对不起，这汉字就被皇帝所垄断专用，做臣民的不许再使用。这叫“避圣讳”。谁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
秦始皇名“政”，因此，规定：凡音读“政”的都改为端正的“端”，或读作征伐的“征”。如“正月”为“端月”，“正月”读作“征月”。这种读音，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现在看见日历上虽然仍是“正月初一”，但读法却是“征月初一”。这种读音法，在西北一带，还残存着秦朝的读法。
（二）
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就赶慌赶紧地要避“邦”字讳，但凡“邦”字改为“国”字，“邦君”，必须说成“国君”。因此，日后的“邦”字，也意味着“国家”。
三国吴郡学者韦昭注《国语》，因东汉明帝讳“庄”，故凡前史所有“庄”字，都改为“严”字。如将鲁庄公改为“严公”，将楚庄王改为“严王”。
（三）
在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算是够开明的了，但他也有此一招。本来，“老虎”就是“老虎”，但因其曾祖名虎，古凡“虎”字都改为“兽”。老虎的别称也有两个：一为“武”，二为“菸菟”。太宗时的史官在修隋书时，中间多有改“世”为“代”，改“民”为“人”的。孔子在《论语》中，有“苛政猛如虎”句，换成“猛如兽”。
（四）
宋太祖赵匡胤的始祖因叫“玄朗”，故凡“玄”字改为“元”字，“朗”字改为“明”字。像老子《道德经》，早在唐玄宗时代，已将“玄之又玄”改成“元之又元”。
宋时有个叫田登的州官，他像土皇帝一样，硬要当地百姓回避“登”字讳，又因“登”和“灯”同音，所以又命当地百姓皆曰点“灯”为点“火”。如有触犯者，必用鞭、杖或竹板子打。有一年的元宵节放灯，布告上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出处。
（五）
清朝的学者高士奇所著的《左传纪事本末》，也避康熙讳，康熙名“玄烨”，因此，凡遇“玄”字就改为“元”。因《红楼梦》的王熙凤的“熙”字与康熙的谥号“熙”字讳，故屡禁此书。
（六）
太平天国因信仰上帝，因此，一切用“上”字的地方都代以“尚”字。如“上海”写成“尚海”。凡太平天国诸王所在之地，皆当避之列。
避讳的事体还相当多，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而已。譬如溥仪当了皇帝，年号宣统，就凡人应避“仪”字，唐绍仪因被迫改为“唐绍怡”。唐朝的诗人李贺，进京应考进士，因“进”与其父亲的名“晋”同音，故未能录取。他终因此忧愤而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由此可见，避讳是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封建帝王逞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其实早在周朝时的孔子，他就觉察到了，他自己不单自律得紧：“好古敏以求之”也常劝其弟子要“多闻，多见而识之”。我们只看他“著《春秋》”，尽是所谓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为隐者讳”。“隐者”是谁？即鲁隐公也！后人因鲁国几次弑君，孔子却不敢直书，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评价出来。本来，明明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孔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赵穿杀其君，他却张冠李戴，说成是赵盾弑君。孟子自然知道孔子的苦衷，但也为“尊者讳”，只泛泛地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现今中国